借机扩大“熟工”比例
“我们年前就和员工沟通，今年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不要指望加工资了，薪水只要不降就是好事。”东莞乐凯安吉皮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道松坦言。他的厂子在大年初八顺利开工，“今年是全勤率最高的一年，员工来得特别早，我们通知是初八开工，初九只有五六个人没到位，往年开工几天，至少有几十人不能到位。”
无论是在顺德还是东莞，仍有无数像老谭这样的找工者在观望。他们的内心，暗自进行着一种衡量。
根据广州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广州的就业形势并不乐观，广州企业节后需要招人的职位总数比去年下降3%，求职者入职薪酬也比去年降了一成左右。目前广州外来工求职者初入职的薪酬水平比去年同期有所降低，从人均1160元/月降到1050元/月。然而，部分农民工的薪酬期望并未下降，四成农民工期望底薪不低于1500元/月，仅两成求职者将最低目标定在1200元/月。
“今年的经济形势让不少企业的生产线收缩，但却是加强管理等内功的好机会。所以我估计，找工难不是绝对的，管理人才和熟练技工的需求量有可能会增加。”佛山市家具行业协会秘书长张颖珐说。
张颖珐确实道出了不少老板的想法。“我们今年要增加管理人员的数量，大概比去年多招5%。”华伦蒂诗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振扬说。同样地，刘道松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经济形势来扩大自己厂子熟手工人的比例，“熟手工人我们会增加100元的补贴。”
今年节后开工，刘道松的工厂里，熟手工人比例一下子提高了30%。
他们在观望：
有找工难也有招工难
走访数个劳务市场，在当地企业招工数量收缩的同时，却也增加了不少让人意外的新面孔。东莞厚街劳务大市场里，今年来自省外的招工企业占20%，比往年大为增加。总经理梁宁告诉记者，“远到北京的都有，浙江、福建等地来的都比往年多。”
东莞厚街镇，今年的节后招聘会不仅比往年的规模有所减小，而且举办的时间也比较短暂。2月9日中午12时，来招聘企业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有工作人员开始收拾摊位和展架。然而，来自惠州的永展家具厂两名招聘负责人却不为所动，耐心地为求职者介绍企业的各种情况。
“不是不想走，但我们还有200多人的缺口。”一位姓叶的生产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想招聘的职位主要有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但是两天来，仅100多人来应聘。“好多企业都在为开工烦恼，裁员、减薪，我们这里，普工和成熟工人的月薪在1400元~2000元之间，而主管和技术工的工资在3500元~4500元间。”不过，很多打工者一听到厂子在惠州，就摇摇头走开了。
老家在江西的魏星在厚街的几个劳务市场也已经转了好几天，但是迟迟犹豫不决。“东莞的选择少了很多，但是我不想去粤西、粤北等地方，我还是希望留在深圳、东莞、广州这边的企业。”本来在东莞一个家具厂做设计的他，最高拿过8000元的工资。春节前丢了工作后，他回老家想了很久，还是不愿留下来。“老家这几年也有开发，很多老乡都‘回流’了，但是我不想，老家的发展空间不够，而且我已经不习惯在老家生活了。”
在找工人群中，像魏星这样的年轻人很多。2月7日，来自广州市公安局的一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春节后来粤务工的外来人员中，四成目的地为广州，而如果找不到工作，高达六成人选择在广州滞留一段时间。
从“民工荒”到“找工难”
劳务市场兴衰折射珠三角经济发展脚步
要考察珠三角农民工的找工实况，遍布“世界工厂”的劳务市场是一扇独特的窗口。成立于1997年的厚街劳务大市场做了11年的“桥梁”，“从民工过剩到民工荒，再到今日的找工难，对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我们算是一个窗口。”总经理梁宁说。
节后打电话没人接
作为劳务中介行业的“资深人士”，梁宁的这个春节同样过得惴惴不安。“我一直在担心今年的首场招聘会能否开成。”春节长假刚放完，他就吩咐工作人员挨个给往年相熟的企业打电话，“问他们今年的用工量，招多少人。”
数字不太乐观，而最让梁宁难过的是，大概有十多家本来很熟悉的企业，电话打过去都没人接了。“估计肯定是倒闭了，或者没订单，暂时不打算开工了。”
“能开工也说，订单少，一切都押后。”每年都在大年初五或初六开幕的招聘会，被梁宁一推再推推到了正月十二。这一天上午一统计，企业少了30%，来找工作的也少了20%。在这场招聘会上，梁宁甚至看到了很多自己熟悉的面孔，他们过去是企业派来负责招聘的人员，一个春节过完回来却成了市场里的求职者。从“求方”到“供方”角色的转换，让“旁观者”梁宁分外感慨。
见证珠三角高增长
又熬了3天，正月十七。梁宁终于召开了第二场面向家具业的招聘会。“总算有点回暖了。”他松了一口气，有了渡过创业11年来最大一次难关的信心。
“我见证了珠三角从‘民工过剩’到‘民工荒’的转变，没想到今年竟然又转了一个弯，就像一条曲线。”11年前，因为看到企业对挑选人才的需求，他毅然创业；从2001年开始，珠三角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发展时期，东莞的鞋业和家具业大规模扩张，持续数年的“民工荒”为他带来了难题，也带来了事业的发展。
最紧缺的时候，他带领着员工，到几个劳务输出大省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驻扎，“天天找村干部做教育说服工作，劝农民到沿海地区打工。”
梁宁坦言他真没意想到如今“曲线又升上去了”，“不敢说我们是一面镜子，但多少算一面窗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