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气来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企业，订单大量增加，而一线员工严重短缺。今年春节前后，缺工异常严重，企业使出浑身解数到处“抢人”，手段之一，就是在政府最低工资标准尚未上调的情况下，先行提高企业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
一些有识之士经过反思，大声疾呼：“人口红利”趋向枯竭，“短工”（用工短缺）时代已经到来，随着物价上涨、生活成本的增加，低工资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或许是缓解缺工燃眉之急、拯救“世界工厂”的一着好棋。
今年2月1日，江苏省在沿海地区率先上调最底工资标准：一类地区从850元上调到960元，二类地区从700元上调到790元，三类地区从590元上调到670元。上调幅度均超过12%。
4月1日，上海市将最低工资标准由960元上调到1120元，增加数额为历来之最。浙江也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最高一档由原先的960元上调到1100元。
长三角地区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给珠三角带来巨大压力。许多企业担心，如果再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珠三角的吸引力会大大降低，在与长三角的“抢人大战”中将落下风。
在此背景下，珠三角地区也排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时间表：
5月1日，广东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平均提高21.1%，广州市由860元上调至1030元，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二类地区，将由770元上调至920元。
7月1日，深圳市也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今年“用工荒”中，沿海地区和武汉对一线员工、特别是生产线普工的争夺十分激烈，而普工的来源大部分是农民工。沿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对我市农民工的流向会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记者从各种渠道了解到，眼下我市正在酝酿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以应对用工短缺的矛盾。
我市上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2008年，这是自1999年以来第五次上调。根据国家《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到今年，距我市上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正好满两年。
今年2月底，国家和省、市发改委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研时，就有人力资源专家建议：尽快上调武汉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应对缺工矛盾。专家建议，武汉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周期应该缩短，不应非得两年调整一次，而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最好一年调整一次，实在有必要，一年上调两次也未尝不可。当然，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工资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多种因素，调整之前，必须作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测算。
据调查，35%的企业认为，武汉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少刚刚走出金融危机的企业，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压力。但65%的企业认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的工资成本，在可控范围内。
事实上，在今年春季的“用工荒”中，我市不少企业在政府尚未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下，已经自行提高了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啤酒企业，最低工资已由去年的816元，上调到了今年的1000元。爱帝集团的计件工资，平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0%。不同岗位的最低工资，比去年提高了200至700元。如去年春季，初入行的车工最低月薪只能拿800元，今年可拿到1000元；熟手去年最低只能拿2800元，今年可拿3400元。“我们员工的最低工资已远远超过武汉最低工资水平，跟沿海服装企业的工资差距也不大，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该集团人力资源总监陈盛祺称。
而一些中小企业就没有那么轻松，不少企业担心，员工社保费、公积金参照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支出会大大增加。这对员工是个好消息，但对利润较薄的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是笔不小的负担。
此外，有些中小企业淡季时生产不饱和，会让员工休假，只拿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月薪。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后，企业的淡季薪酬支付也会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