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的根也不在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成本，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他们创造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发现自己不过是身处社会边缘的匆匆过客。

　　像城市人一样生活

　　只有20平方米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上挂着一把吉他，下面桌子上是一部台式电脑。这个房间的租客是23岁的广西人郭成兴，他是禅城区澜石黎涌一家五金厂的工人。

　　为了反抗12个工友住一套宿舍，还有工厂制度设计出的单调生活，他自己花了250元在工厂附近租了这间房。下班之后，他就独自呆在这个并不大的空间里，上网、弹吉它。

　　郭称，他们上班5天，每天12小时，有双休日。在双休日，很多工友都去唱歌、按摩。这让1987年出生的郭成兴感觉自己和同厂的90后农民工有着很深的代沟，“我邀他们去书店看书，他们说看书有什么用？已经读了那么多书，还是打工。他们只喜欢上网打游戏、聊天、唱歌”。

　　事实上，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方式和老一辈已完全不同了，已经不是单纯的睡觉聊天打牌等，他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上网、看电影、泡酒吧、逛街、与朋友聊天等。

　　在调查中，大多数农民工把每月的收入都用于各类花费。数据显示，有34%的人将收入的30~50%用于消费，34%的人将收入的50~80%以上用于消费，只有32%的人将消费比重控制在三成以下。

　　17岁的四川女孩胡晨今年3月成为东方广场某餐馆一名服务员，月薪1400元，业绩好还能提成。这是她来佛山换的第四份工作，工资比起初涨了600元。但她爱漂亮，不爱洗衣服，一次甚至把工作服也扔掉，“太脏，懒得洗”。

　　在每周惟一的一个休息日，她像许多佛山本地少女一样，起早跑到各大商业街淘最潮的衣服，由于这笔花销，她的工资基本上“月光”。

　　“钱不够，工资太低。”几乎是困扰所有“新生代”的最大问题，虽然他们已经没有了来自家乡的压力。郭成兴说，很多工友的收入接近两千元，但他们都是“月光族”，很多人几乎没有寄过钱回家，除了春节时给过几百块钱父母。    

　　84%不愿意回乡务农

　　事实上，在佛山待上几年后，年轻一代农民工穿着时髦，和城里人已经完全看不出区别。而农村的生活已让不少年轻打工者完全不适应。

　　在高明一家纺织印染厂的外来工陈涛，周末陪女友逛街，在文昌路的麦当劳吃了一个情侣餐。他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皮肤挺白皙，戴着一付黑框眼镜。他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到高明打工，隔两年才回一趟贵州老家。

　　而每一次回村里，他都浑身感觉不习惯。“村里没有电视，网吧要坐车去县城才有。大部分的同龄人都出来了，想找个玩的人都没有。”    

　　陈涛说，尽管现在工作经常加班很累，但他还是很向往城市里的生活，“这里什么都有，工作的机会也多。”陈涛不想再回农村。

　　调查显示，高达8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不愿意回家务农，只有16%是愿意的。

　　来自广东梅州小山村的女孩刘英丽，23岁，是南海区狮山一家汽修厂的技术员，每月工资2200元，其中和老公租房就花了600元，每月所剩无几。但她对这样的生活还很满意，“只要在这里好好干活，房子买不起，但是还是租得起”。

　　老公比她小两岁，来自同一个镇，现在同一间厂，夫妻俩希望在佛山扎根。“我绝对不会回去了！”刘英丽很坚定地说，梅州是一个山区，太落后了，各方面都没有佛山便利。而且“我很怕干农活，很苦很累，赚的钱也不多”。

　　对于“新生代”而言，“农民”、“农村”只是一个被强制打上的烙印，和自己的经历和未来都无关，他们是从学校直接到城里的年轻人，很多实际还是“学生工”。对于太脏太累太危险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他们父辈那样能够无条件忍受，尤其是家里的农活。

　　一个数据还显示， 5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完全没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36%表示要学习，只有12%表示很在行。这意味着，不是愿不愿意留在城市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回不去了。    

　　城市边缘的匆匆过客

　　但是他们的根又不在城市里。

　　在禅城张槎一家五金厂工作的河南人黄时胜说，尽管在佛山工作了5年，但他始终找不到一种“家”的感觉。“我们很少和本地人打交道，圈子朋友都是外来工。即使是买东西，我也会去大一点的超市，付钱的时候不用说话。”

　　顺德盈科电子公司的农民工小薇工作两年，工作环境不错，收入也不低，这让她坚定今后不回家务农，但她也有点迷茫，“落不了户，我们的子女教育是个问题，而买房那更是下辈子的事情。”小薇说，“我觉得来佛山就是一个过客，可能是离家太远的原因吧。”

　　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回答自己在佛山的角色时，仅有6%的人认为他在佛山工作是一个“主人”，28%的人认为是一个“建设者”，而有48%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只是城市的一个“过客”。

　　在调查中，很多农民工反映，以前广东人经常把外来工叫做“捞仔”“捞妹”，现在这个词已经很少有人用了。不过，让他们难受的是，很多人依然抱着一成不变的歧视，甚至是敌视态度的。

　　对此，上面提到的黄时胜深有体会，他的女友在纺织厂工作，有一天在连续工作十小时后，人很困乏，一不小心弄坏了五件衣服的扣子，结果女友被主管臭骂了一个小时。还有一次，他去镇寻求劳动仲裁，要求协助解决他和工厂的劳动纠纷，工作人员却认为他是“故意闹事”。

　　在调查中，有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曾遭受过来自老板、店主、同事等不同人员在语言上的侮辱，而这种侮辱使他们难以忍受。数据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受到“语言侮辱、歧视”最让他们发怒。而这种语言上的侮辱和歧视，让他们对城市和企业慢慢失去归属感。

　　调研顾问：刘开明

　　城市要设计制度

　　来容纳农民工

　　城市梦的理想和苍白现实，煎熬着年轻农民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是因为他们对长时间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有感情，为城市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适应了城市的环境以及生活的方式，对城市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这也是他们对于城市文明的认可。

　　“但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刘开明坦言，这些所谓的政策壁垒，“不是不能为，而是不去为”。他举例说，珠三角很多城市的财政收入都过1000亿元，但钱都留给了当地人。其实，上千亿元的财政大部分来自工业和服务业，也是外来工贡献的大部分，却没有一分钱预算给几百万之众的外来工。

　　“只要拿出1个亿，就能解决10万外来工子弟的义务教育问题，再拿出几个亿，在所有的工业区建廉租房，就可以解决所有外来工的团聚问题。”他指出，针对这个群体，我们的城市需要设计相关的制度来容纳他们，如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等方面的规划。

　　刘开明还指出，所制定的政策要奔着将农民工向真正市民化走，而非默许其继续流动的现实。否则，许多政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不能化作农民工的日常生活。

　　主笔：本报记者 李锋

　　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调研组 邓浩轩、李晋妍、招伟东、梁杏玉、谭梓琪、何嘉怡

　　本版制图：王淼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