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湖北进入的企业8家，在全国居16位，在中部六省中落后于河南、山西、安徽，处于第4位。在2011年湖北企业百强中，前16名均为国有企业。这两个数据颇值得深思。前一个数据暗示着，湖北在中国500强企业中的数量偏少；后一个数据意味着，湖北企业的国有成分偏重，企业结构不尽合理。

       综合起来看，以上问题的基本逻辑是：由于国有成分偏重、势力较强，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存量较多，优质资源向民营企业配置的倾向不高，导致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不够优越，进而抑制了民营企业的数量和质量，迫使政府又不得不将重心放在国有企业上。如此循环，导致国有大企业孤高发展。因此才造成湖北企业在中国企业500强中的数量偏少，企业结构中国有成分偏重。

       通常，我们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认为是体制。在体制包袱较少的地方，即在市场效率较高的地方，最明显的特征是公司死得快，生得也快。而且，人们能够很自然地接受破产，然后重新开始。就像在丛林中，无论猛兽还是鼠虫，死得快，尸体处理得也快。而湖北不同，生怕国有企业破产，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他们输血，最终许多企业还是不得不“安乐死”。

        这种体制的形成有很多历史的因素。建国以来，湖北一直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期，谁被国家选为工业基地，谁得到的投入就多，自然谁的经济体量就大。几十年积累下来，使得湖北国有成分偏重。由于发展重工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大，不仅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生“自然抑制”，更严重的是产业发展方向与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严重偏离。

        让我们看一下浙江的情况。自1950年至1978年共28年间，国家对浙江的投资累计不足100亿元，居全国倒数第二位，仅为国家在湖北投资的38%。由于体制包袱和发展重工业的惯性小，浙江民营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抓住了轻工业补偿发展的机遇期，拉大了与湖北发展的差距。有关数据表明，1990年湖北GDP为824亿元，浙江GDP为905亿元，湖北是浙江的91%。而到了2001年，湖北GDP为4662亿元，浙江则达到6898亿元，湖北仅为浙江的62%。虽然浙江GDP早已超过湖北，2001年湖北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仍然比浙江高出14.27个百分点，显现出明显的“重”的特征。

       2003年以来，汽车、住房、空调等耐用消费品开始大规模进入家庭，与这些产品相关的上下游企业都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期，中国也由此出现了重新重工业化的迹象。客观地说，湖北有些企业还是抓住了这个机遇，近年来汽车、钢铁、石化、建筑等产业产值实现了倍增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成绩值得肯定，但相比其他省份，湖北仍然没能充分利用好这个机遇。湖南的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装备制造业，广东的格力、美的等家电制造业，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中的杰出代表。与此同时，中国居民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也催生了蒙牛、王老吉、双汇等一大批巨型食品企业，而湖北在这方面的发展不足称道。

       现如今，中国面临资源能源短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为刺破这种发展约束，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新能源、新材料、新动力汽车、动漫、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这些产业属于国家要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也是未来必将被市场接受的产业，湖北有发展这些产业的基础和人才、科技优势。另外，中国有向以健康、玩乐等产业转型的趋势，湖北有发展这些产业的资源禀赋和交通条件。但是，要抓住这些机遇，需要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

       目前，湖北最需要改善的是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只有把民营企业栖息的环境搭建好了，才会有更多民营企业从湖北大地上长出来，才会摊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如此，湖北才能甩掉体制包袱，涌现更多的企业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