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巨大变化也带来多个需正视问题

　　十年来，中国货物贸易额的全球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跃居第一位，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0%以上，2010年达到688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中国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的商品，为贸易伙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

　　十年来，中国的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3％降到了9.8％，并开放了100个服务贸易的部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货物贸易进口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占世界总贸易量的10％。

　　中国入世十年，佛山市进出口贸易额节节攀升，从2001年的110.69亿美元，上涨到截至2011年10月的501.7亿美元，上涨幅度453.25%。与此同时，出口企业不断壮大，在国际市场上享受盛宴的同时，在摩擦中逐渐走向成熟。

　　我市今年进出口或达600亿美元

　　根据海关数据统计，10年间，佛山进出口总额从110.69亿美元，上涨到501.7亿美元，上涨了453.25%。从2001年至2010年底，出口商品总类按海关的分类，由2946家增加至3553家；涌现出美的、格兰仕、志高、东鹏等一大批出口超亿美元的企业，由7家增长到48家。

　　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地区前五名的顺序，2001年为香港、美国、欧盟、日本、东盟，目前为欧盟、美国、东盟、日本、香港。加入世贸以后，香港已经不再作为转口贸易的一个必经之地。

　　入世，给佛山的制造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美的集团去年出口金额超过50亿美元，成长成为国内家电巨头三甲。同城的格兰仕，从卖鸡毛掸子到微波炉大王，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入世后仅2年时间，格兰仕销售总值连续突破百亿元大关，达103.3亿元，年创利税4.6亿元，出口创汇突破5亿元。截至2010年，格兰仕微波炉的全球占有率已超过50%，坐上全球头把交椅。

　　据海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佛山市进出口经营备案登记企业数已达到6127家，预计全年进出口总额有望接近或略超600亿美元。

　　佛企在贸易摩擦中走向成熟

　　然而，伴随入世而来的并非只有“红利”，贸易失衡引发的贸易摩擦，也让所有参加世贸游戏的企业裹挟其中。

　　誉灿文是一位拥有6年国际贸易经验的外贸经理。对他来说，最令外贸企业头疼的事是，出口退税的调整和频繁的反倾销。

　　2004年，国务院对部分家电产品出口退税率从17％下降到13％；2006年，瓷砖的出口退税从13%降到8%；2007年，家具和纺织品的出口退税从13%降到11%，钢铁产品出口退税“归零”。

　　出口退税的下调，让毛利率本来就低的中国企业遭遇难以适应的调整期，但作为国家调整贸易失衡、避免贸易摩擦的一个必要手段，却成为企业必须克服的困难。于是，企业只有不断提升附加值以渡过难关。

　　事实上，贸易摩擦下的反倾销更是近年来打击佛山企业的真正利剑。从几年前的陶瓷、铝型材反倾销，到最近的光伏“双反”，佛山企业从开始的不知所措，消极被动应对，到如今的积极应诉，在贸易摩擦中走过了一条坎坷的成长路。

　　在2010年的美国铝挤压材调查中，我市应诉企业初裁获得全国最低的6.18%的税率，而其他企业则初裁税率高达137%。澳大利亚铝挤压材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裁决后，应诉企业产品重新进入澳大利亚市场，月出口额递增超过15%。

　　坚美铝型材出口部经理林闰区说，由于北美地区实行反倾销，公司几乎失去整个北美市场。他们一面应诉，一面着手开辟南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并出口铝型材成品，以此应对反倾销对市场的打击。

　　入世十年，佛山企业在享受“红利”中不断成长。



 

　　十年·十变

　　改变，往往从选择之初就已注定。只是谁也没有料到，中国这十年来的变化步伐会是如此巨大。

　　1、经济总量世界第二

　　中国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2、中国制造行销全球

　　十年间，中国真正成了世界工厂。事实上，中国制造也是世界分享利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代工的中国工人获利微乎其微。以苹果手机为例，每卖出一台iphone，苹果公司独占58.5％的利润，中国工人获得的利润只有1.8％。

　　3、不再怕和老外打官司

　　自入世以来，中国企业遭遇的贸易摩擦有增无减，贸易保护重灾区浙江、广东、福建等外贸大省，面对频频找上门的洋官司，应诉率从2002年的40％提高到90％，对个别国家和地区甚至达到了100％。路透社称，这表明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不断增加的自信。

　　4、中国企业走出去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大踏步地走出去。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2010年，投资流量再创新高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5、汽车、电信资费越来越便宜

　　十年内，汽车关税从3位数降至13.4％，这曾让很多人担心中国汽车业会全军覆没。入世后，奇瑞、吉利们得到了合法的准生证，政府不再对汽车限价，令汽车越来越快地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电信等行业亦殊途同归。

　　6、全球同步看大片

　　入世之初，中国承诺将每年进口10部大片的数量提高到20部，压力之下，中国电影人不得不开始了破釜沉舟，快速产业化成为中国电影的必然选择。国产电影从2002年的100部上升到2010年的526部，年票房从2002年的不足10亿元人民币增至2010年的超过百亿，增速全球第一，票房挤进全球前十。

　　7、外资银行触手可及

　　按照入世承诺，自2006年12月11日起，中国开始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相关限制，汇丰、渣打、花旗等在华主要外资银行一夜之间获得了国民待遇，而普通老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8、纺织业、农业等历经风雨

　　作为最早开放的行业，纺织服装业曾被认为将在入世后获益最大，因为困扰多年的出口配额将在2005年1月1日寿终正寝。但没想到的是，反倾销调查和贸易壁垒浪潮以及棉价原料供应和价格的起伏、出口仍依赖贴牌为主的模式、人民币汇率因素等，都困扰着中国纺织业的前行。

　　相比之下，中国农业的入世答卷亦在令人欣慰之余藏着隐忧。

　　9、学会按国际规则办事

　　入世之初，就开始按照WTO规则清理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十年间，共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

　　10、悄然更新的发展观念

　　如果说入世十年中国的最大变化，或许可以归为不断与时俱进的观念上的更新。入世谈判从黑发人谈成白发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害怕入世”。实际上，入世十年后，保护知识产权、环保意识等当年谈判时很害怕的条款，现在已经深入人心。（据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

　　故事

　　外贸人开始考虑从出口转进口

　　在国际贸易的游戏中，不仅有大型制造商的身影，身处珠三角的佛山，还涌现出一批做“洋生意”的进出口公司，这些依靠港口便利而发展起来的贸易经济体，最早在珠三角蓬勃发展。

　　南海昭盈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业务范围涉及光源、五金、机械、纸尿裤、铝材成品等多种品类。

　　誉灿文在2005年加入该公司时，公司年出口值还只有1000万美元，如今已经接近9000万美元。学理工科出身的誉灿文毕业时，正值国际贸易市场如日中天之际，公司订单源源不断、单价利润颇高，一个光源产品的利润率高达20%。由于英语成绩好，他没有选择做技术，而是选择了做外贸。一面为佛山的制造企业代理出口，一面在国际市场上接单。

　　据记者了解，做外贸销售业务的人员，光景好的年份，1年收入可以超过30万甚至更多。不过，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不断升温，以及国家在政策上对不同行业的调控，也使得外贸这个行业在不同年份呈现出不一样的景气度，如今已经只能是“薄利多销”了。

　　誉灿文清晰记得，2004年7月1日以后，新《对外贸易法》开始实施，其中一条是放开对个人从事外贸的限制，个体工商户可以名正言顺地直接开展对外贸易，外贸经营门槛进一步降低。他的身边也多了很多做外贸的朋友。但保守务实的他，仍然选择了在公司跟着老板发展。

　　外贸公司的特点是，经营品类多，不会受到反倾销所带来的穷途困境。陶瓷遭遇反倾销时，就做铝材；铝材遭遇反倾销时，就转做小家电。誉灿文看见兄弟公司的做法是这样。

　　不过，让誉灿文头疼的是，近年来的利润却是越来越低，外汇压力逐年增大，不少公司的业务都是靠走量，早已风光不再。他认为，入世十年是外贸行业从热门走向冷却的十年，逐渐升温的只有贸易摩擦。他注意到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外贸人，开始考虑从出口转向进口，寻找一个海外品牌做代理商，或许是一个方向。

　　专家点评

　　WTO最高裁决机构大法官：

　　中国对世贸研究还不够

　　WTO最高裁决机构大法官，67岁的张月姣至今还保持着每天十三四个小时的工作强度。她和同事们拥有对动辄数十亿美元贸易纠纷的裁决权。作为首位跻身世贸组织(WTO)最高裁决机构的中国人。

　　张月姣所在的上诉机构，可以说是权威中的权威，7名法官拥有对世贸成员贸易争端的最终裁决权。裁定具有法律效力，败诉方必须据此修改国内相关法律，或接受胜诉方的惩罚。“现在上诉机构的7名法官，来自美国、比利时、墨西哥、日本、中国、菲律宾和南非。这些法官不与政府联系，不代表政府，同时，又具有地区代表性。”

　　每个案件通过抽签选出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法官之间相互平等，张月姣说，对公平的绝对追求甚至体现在会议室的设置上。“在谈论案件时，我们都围坐一张圆桌，没有主次之分。”

　　WTO争端解决机制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到今年10月底已经处理过425个争议案，相较之下，国际法院50年来只处理了70多个案子。

　　这是场阳光下的竞赛，中国又应该如何参与其中？

　　举证对于胜负的影响被张月姣一再强调，张月姣有时会替企业干着急，“他们的律师费又白付了，因为关键的证据和材料被漏掉了。”

　　暴露出的问题往往说明中国企业和学者对世贸条文的研究还不够。“一些来自美国、欧盟研究WTO的研究所，针对中国企业的贸易问题，中国入世条款等研究都很深入，中国企业、学者对WTO规则、案例的研究还存在差距。”

　　她还提出，在政府制定政策时，学者应该走在政策前面，而不是马后炮式的描述政策。（据北京晨报）

　　十年·十问

　　回首十年，中国经济有收获、有变化，也有问题的存在。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起点上，中国在WTO的前路又会怎样？

　　1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何时能得到全球认可？

　　屠新泉（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副院长）：问题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各国的政治决心。比如美国，国会的政治压力迫使美国商务部不敢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尤其还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在欧盟，不同成员国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再从法律本身来看，中国也达不到欧盟和美国对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标准和条件。现在问题是，中国反正在2016年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有没有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近几年内还去争取？

　　为何入世后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有增无减？

　　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实际上，贸易摩擦与中国是否开放、是否市场化无关。现在贸易制裁打击的恰恰是我们最开放的领域。当前的全球格局，并不是我们越开放朋友就越多。因为贸易摩擦与大国崛起有关，我们的经济快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威胁论”，贸易摩擦表现越来越多的不再是传统的贸易手段，而是大国战略全局性的摩擦。中国更加开放，世界不是变得更加保守，而是世界从来都是保守的。

　　张燕生：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这是个伪命题。中国出口走向世界包括两部分的出口，中国的出口与美国、欧洲企业在中国建厂形成的出口，后面这部分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组装？这条价值链的80%是欧美获得，这是返销与内销。中国自己的企业走向世界，还在形成国际竞争力过程中，也就是还处于低端。按我们的统计，我们的贸易增加值并不高，我们的贸易依存度可以占到60%，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还有很遥远的路。

　　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同时，内需何时能真正构成增长极？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只能先拯救自己，才能谈救世界的问题。中国经济矛盾越来越多，经济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健康基础都有待巩固和修复。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这取决于求救者自己有无自救的决心和毅力，须知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单凭欧洲人目前的表现，那种不肯付出只想索取、全社会齐心协力推卸责任的一盘散沙劲头，我无法信任他们。

　　欧洲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指望中国援助，中国能拯救世界吗？

　　江涌：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压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他们希望将中国纳入美元体系。美元体系越来越占据中国主导的地位的时候，中国财富流失越多。因为我们是用真实的财富换取虚拟的美元，我反对金融市场开放。反观美国对银行业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判若两人。中国银行在美国至今没有几家分行，而且受限很多，与外资在华银行不可同日而语。

　　当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时，中国的银行业何时能在美国生根发芽？

　　区域性组织，如TPP等越来越多，WTO与中国当年入世时的期待相比是否正在变小？

　　屠新泉：我想这个问题对其他国家而言，影响是有，但是对中国来说，区域性组织的发展对中国在WTO中的影响不大。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当初加入WTO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入世承诺，进一步开放的空间很小，增加量也很有限。日前，WTO发布了关于FTA（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力报告，认为FTA对WTO的影响不大，因为本身在WTO框架内，各国的关税已经很低。另外，一些制度性的、政策性的问题需要在多边的框架下进行探讨，FTA的谈判成员较少，就无力解决一些政策性的问题。

　　屠新泉：认为中国入世红利已经基本完结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开放与发展也是有阶段性的。WTO带给中国的更多在于两个方面：竞争推动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没有竞争，中国的汽车价格能下降这么快？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加深，开放促进改革，中国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完善了经济体制。

　　现在开放和改革相比前几年有减速的迹象。减速有合理的一面，不过，速度可以降，但不能停，不能调转方向。深入改革才有继续获得红利的可能。

　　中国入世红利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还会有吗？

　　屠新泉：我个人对俄罗斯入世后对中国的影响持观望态度，因为它国内的政策即使入世后可能调整也不多。中俄虽然面临一些共同利益，中俄贸易也有望因WTO规则肃清“灰色清关”等非法贸易，但中俄之间的贸易结构仍然存在问题。俄罗斯入世后，会不会和印度、巴西团结起来，对中国的制成品市场形成压力？也是有可能的。

　　俄罗斯入世在即，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屠新泉：我们要思考，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开放？是否可以继续扩大开放？国有企业要不要那么大的控制力？……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要主要思考的问题。

　　龚红柳（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WTO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争端解决的角度来说，中国仍将是被诉的重点目标，不过密集度未必会一路攀升，而会有起有伏。但至于中国在WTO中的起诉，我预测中国除了保留在贸易救济领域维护自己的利益外，可能应该会尝试在别的贸易领域运用WTO规则保护自己进行维权，并且会运用得越来越自如。

　　下一个十年，中国在WTO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龚红柳：国内舆论上对WTO诉讼的结果都非常敏感，但在很多情况下，输赢不能一言以概之。比如，中国的5个要求中有3个没能得到支持，而少数诉求恰好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所在，还能说我们输了吗？WTO诉讼本身不单纯是法律的较量，掺杂着复杂的政经、外交因素，结果往往很难用输赢概括定论。

　　屠新泉：其实我们的话语权非常高，但我们要想清楚究竟想说什么话。这些年下来，我们防卫性的角色比较多，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或者条件很少。在对外开放上，我们缺乏国内战略协调，仅商务部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国各产业发展的全貌和需要，所以无法提出一些战略性的要求，反而在贸易摩擦中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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