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是农民工返城寻找工作的高峰期。一方面,很多工厂在为“招工难”而发愁,而另一方面更多的农民工却在为寻找一份好点的工作而四处奔波。因此,除了找工作,换工作也是这个时期的热门词汇。
记者连日来在武汉调查发现,这一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为典型。几年换五六份工作,跨越四五个工种,已经不是新鲜事,更有甚者,一年都能换好几份工作。“工漂”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一年换了七份工作
3月5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一。早上9点多,武昌的一个人才市场内已经是人头攒动,一拨人正在看墙上的用工需求,一拨人在电脑前寻找着合适自己的机会。
记者留意到,除了少部分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很大一批求职者是在武汉的打工一族。而贴在墙上的用工需求,也是五花八门,保安、服务员、销售等等,工资待遇多在两千元上下。
在这里,记者遇到了潜江小伙子朱晓宇。22岁的朱晓宇是一家职校的毕业生,学的是数控机床。这个专业,在制造业发达的几个工业区,机会不少。去年,他就在沌口的一家空调制造厂上班,工资2000元左右,厂里提供食宿。再之前,他在深圳的多家工厂呆过。
“经常上夜班,受不了。”朱晓宇说,在流水线上作业,每天都是简单重复的劳动,而且一天班下来经常是十多个小时,不是自己吃不了这苦,实在是太枯燥了。春节过后,他没有再去上班,“反正保险之类的啥都没有,走了也无所谓”。
这一次,他准备找份销售之类的活儿干。“说不定运气好,能多挣点。”朱晓宇说。
对于漂在武汉的打工族来说,朱晓宇换工作的频率显然不频繁。
“过去一年多,起码有七八次吧。”在青山的一间出租屋,河南女孩张梅告诉记者。这个有五年多打工经历的女孩,两年前才从广州回到武汉,如今在徐东路的一家外资超市上班。
“觉得挣钱不行就换了。”张梅告诉记者,打工五六年基本没有存到钱,因此总想找一份报酬更高的工作。
“现在回头想想,换来换去的成本也挺高的。”她说。
没归属感所以漂来漂去
“每天踏进车间那一刻起就开始盼望着下班,数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好不容易熬到下班,走出车间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这样的日子好无聊,好无劲!”这是一位80后河南小伙QQ空间的签名。
曾经荣获武汉十佳外来务工青年,创办武汉农民工之家的河南人王清钊告诉记者,有这样想法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多,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归属感,是他们漂来漂去的主要原因。因此,每到周末,到王清钊那去的河南老乡比较多。
张梅就是这样想的。“反正在哪儿都是一样,换工作也无所谓了!”张梅的父母在武汉打工,之前她在广州打工,抱着这样的想法,她长期在武汉和广州之间奔波,觉得工作不顺了、挣钱少了,就会换一换。“其实,我也想稳定一点。”张梅说,最好是有社保之类的,那样就感觉是个正式工作了。但是那样的工作,往往都是要大学生,要么就是要本地户口的,而她只有高中毕业,户口也还在河南老家。
张梅说,周围的姐妹都是这么想,很多人甚至只是因为心情不好,就会去辞职,哪怕工资都拿不到。“一两千元钱,在哪不是挣?”已经回到宜昌老家的汪敏在网上告诉记者。前两年,她在武汉一个酒店上班,每天累得直不起腰。去年下半年,因为家里要给她介绍男朋友,于是她就直接回老家了。回去后,她就到亲戚开的服装店帮忙,一个月下来也有1500多元钱。“虽然钱不多,但离家近。”汪敏对目前的收入不太满意,不过相比在外的打工生活,她觉得在家附近还是安心些。
“短工化”增加企业成本
“这种频繁的流动,一直是困扰我们的大问题。”武昌水果湖一家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肖女士告诉记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无怪乎待遇问题、工作环境、个人发展几个方面,这在整个物业管理行业都是一个通病,待遇不高是根本问题。这位曾经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肖女士说,几乎每天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非常头疼。
而在制造业,频繁流动带来的成本增加则明显得多。“今年可能要加工资了。”华工科技旗下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员透露,由于今年园区新进了一家日企,很多员工都跳槽了,为了保证生产,接下来的措施之一就是涨工资。而目前,这个工厂的工人工资在1700元左右。“虽然会增加成本,比如熟练工的培训成本等等,但也不是个坏事。”武汉正通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晓锁这样认为,他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提高员工的认可度和归属感。
对此,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传江认为,农民工短工化、零工化的现象的确存在。相对于老市民、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员工,他们像是无根的浮萍,对现状不满很容易让他们选择流动,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多少社会成本,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而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又面临着用工荒,特别是技工荒。这种“两难”的尴尬局面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生产的效率。
改变用工制度才是出路
那么,这种农民工短工化、零工化的现象,能否形成一股倒逼力量,促使社会提高农民工的待遇和福利?
对此,刘传江并不十分认可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这种尴尬的局面,不会促进社会的进步,相反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比如培训、迁徙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等等。
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用工制度的问题,也就是实现劳动力体制一体化,农民工要有像大学生一样的用工制度,这些尴尬就不存在了。从企业而言,可以与技术工人签订中长期劳动合同,提供晋升机会,完善福利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农民工务工的稳定。“很遗憾,只有少数企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刘传江表示。
而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企业家,正是看到了人力资源的宝贵。余晓锁介绍,从几年前开始,他就开始为员工买保险,只要是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日,他的公司都会放假。“员工选择来钱更快,选择更好的前途,这些都无可厚非。”余晓锁说,改变这种情况不能只寄望农民工改变,也需要企业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