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的严峻性，不能仅靠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来担责，作为社会一分子，生活垃圾的产生者包括你和我，包括这个城市中的每一名公众，每一个家庭，以及每一间企业。如何在围城中突围，必须依靠全民参与，各个“角色”定位至关重要。

    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

    广州市城市废弃物处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副主任郭艳华在论坛中强调，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它必须得尊重民意，必须问计于民，“如果政府的决策不能得到公众的参与、公众的支持，它永远是一个政府文件，永远是一个口号，不能落地。”郭艳华认为，政府应该和公众之间建立信任。

    而一旦政策出现问题，政府的角色职能必须及时反思并调整政策，南都记者裘萍这样理解。

    在垃圾分类的推广中，要让此举真正创造资源，为环境生态减负。政府在投入建设方面要加大力度提高公众认识，逐渐完善清运体系。裘萍以曾经在台北生活的经历为例提到，社会的氛围与制度设计的规范完善能有力制约公众的投放垃圾习惯。她非常期待今年年底，市长陈建华承诺的垃圾分类车能跑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里，“你的硬件打造是你应该做的事，我希望在年底能够看到政府在分类硬件打造上能再走一步。”

    同时，政府还是监督者的角色，裘萍举出此前南都报道过的李坑居民来反映焚烧过程中出现了塑料袋和拖鞋，质疑安全性。但本应是监督者、裁判员身份的政府部门，却越俎代庖来发声，并不妥当。“你是代人民去监督运营商的运营，这个事情应该让李坑的运营方来回答或者让技术精英来回答，你不能代他回答，你代他回答就会给人官商勾结的感觉，好像政府什么事情都要管，但是什么事情都管不好的样子。政府一定要明确自己该干什么。”

    企业：提高处理能力和技术

    如何调动民众的积极性？除了全民参与以外，打破政府垄断垃圾处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由企业运作垃圾分类处理的方式，颇为专家、公众接受。广州市万绿达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黄锋认为，政府确实要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分类过程，“政府把游戏规则制定好了，垃圾处理从源头到终端，都可以引入社会组织来参与。”黄锋表示，这过程中，企业要想办法提高处理能力和处理技术，政府做好监管，只有大家全部互动起来，才能把生活垃圾问题处理好。

    在垃圾处理过程中，企业是一个很特殊的参与力量。网友阿加西认为，确实要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参与这个过程，垃圾焚烧从源头收集到最后的垃圾处理环节都可以引入社会组织来参与。

    市民：批评同时不忘建设和反思

    在公众参与层面，公民是城市社会中的最基本单位，他是生活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围城的受害者，更是垃圾分类的参与者，这关键需要公民意识和公民参与。

    在广州生活垃圾处理推进的过程中，不断涌现来自社会的力量介入交流，他们有来自垃圾焚烧厂选址圈附近的居民，为捍卫家园领土不被破坏发声；有来自环保公益组织的N G O成员，为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来建言。姑且不论声音是支持或反对，最起码表达了公民对公众事务的关注态度和参与度。

    政府政策要不断完善与调整，公众的民意不可缺。在此问题上，郭艳华提出一点，在征求广大市民意见的过程中，市民能不能也以一种建设者的姿态来支招？她认为，“当然批评有助于政府决策科学化，但如果我们每一个市民都能够以一个建设者的姿态来做好自己身边的垃圾分类工作，这个工作才能做好。”

    此外，郭巍青提出，普通市民需要从自身的角度来反思，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也要反思自己有没有为解决垃圾问题做点事的意愿，要改变随手乱丢垃圾的习惯。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去教育大家，从源头上减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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