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在《中国农民工群体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以浙江实证调查为分析》中，给出这样的数据。
“城市的多元、便捷、喧闹、时尚，相较于农村的单调、蔽塞、刻板、沉寂，一定更吸引年轻人，”杨建华说：“这不仅仅体现在传统的农民工的身上，对于很多大学毕业后的年轻人来说，也存在这个情况。”但是，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城市的接纳度，尚不足以让在其中打拼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安全感。
同样，在城市安身立命的人，又怀有殊途同归的焦虑——如何逃离喧嚣的现代生活，寻找一份心灵的归属感，如同返乡一般宁静平和。他们同样找不到答案。
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是每一个人面临的命题。
“他们对城市和农村的认知都处于否定的状态”
“大部分来自农村，并愿意留在城市的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父辈的农业耕作的生活，不想重复‘面朝土地背朝天’的人生轨迹，所以，他们都愿意在城市里，实现自己的追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杨建华认为，这是“我们回不去故乡”的心理根源。
“而且，在城市生活时间久了之后，这些年轻人对种地等农活也已经不甚熟悉。”
杨建华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6岁开始上学，高中毕业后就来到城市，回到故乡也没有谋生手段。”
在杨建华的调查报告中，他选取了6个典型个案，通过农民工的自述言语来勾勒出对他们对社会的共同认知——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但打工经历是艰难而痛苦的;回到家乡则丧失了对故乡该有的亲近感，但身居城市时，又深感不能被城市和其中的人接纳和喜欢……
“对城市和农村的认知都处于否定、疏离的状态，使这一个群体成为真正的‘心灵漂泊’的一代。”杨建华说，他们每个人都不断盘算着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乡下让人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难以负担的开支，同时也盼望着有一天能时来运转，突破这两方面的窘境。
“我们都不想再当农民，现代中国也要我们成为城里人。”在杨建华接触的农民工群体中，这是他们普遍的诉求。
“太多人无法成为经济活动里的正式成员”
在《中国农民工群体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以浙江实证调查为分析》中显示：在想获得城市户籍的主要原因中，城市社会保障与福利为13.0%，为了子女教育的44.9%，因为就业机会的13.6%，因为城市生活环境的18.7%。
“他们赌上自己的一生，或许，就是为了让儿女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杨建华说。
“所以我们处理好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就必须去考虑一下，就算是城市里最差的地方，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可能是乡村的20倍之高，他们可能会拥有更长的寿命。”杨建华说，目前，中国大部分乡村收入都是来自落脚城市居民寄回家的工资收入。
社会学有一个术语叫“社会焦虑”，它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紧张的心理状态。
从社会调查的结果来看，最容易感受到社会焦虑的是那些被称为“边缘性群体”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志向远大，又深深缺乏安全感。
很多外来务工者在为眼前的生计、为以后的出路着想而充满焦虑：找不到工作（长沙找工作）怎么办?老板拖欠工资怎么办?没有了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怎么办?孩子不能按时上学怎么办?生病了没钱进医院怎么办?等等。
“数以万计的从农村、乡镇来到城市的居民，都被困在苦闷的环境里，不进城市也不回乡间，与父母或子女分离。”杨建华说，有太多人无法成为中国经济活动里的正式成员。”
“逆城市化”难以改变个体面对现状的焦虑
强烈的社会焦虑感，不仅仅在外来务工者中存在。
“很多身居城市的人，尤其是职场人士，面对高强度的竞争、快节奏的生活，希望能去乡村放松压力、稀释焦虑。”杨建华说，“显然，跟大城市中逼仄、紧张相比，农村更能提供心灵自由的空间。”
所以，有些从小在城市生活的人，已经开始在乡村买房子、租赁鱼塘，利用节假日，就前去休闲居住。
这样一来，在高速城市化的同时，又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
据北京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人中，有54.5%的人近期有意到郊区投资，70%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人士，希望能过上周一到周五在市中心写字楼里上班，周六、周日在农村田园风光里休闲的“五加二”式的生活。
在东南沿海，为数不少的城里人相中了那些无人居住的无名海岛，盘算着怎样在那里投资，重新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如何让农村既有清新空气、自然环境，又有网络等便捷的城市文明要素，这些也为农村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杨建华说，这样的逆城市化，为农村提供了一些机会。
但是，不少学者认为，都市人的这些探寻，其实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焦虑的心态。因为国民的心态，与整个国家的脉动息息相关。在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追求中，作为个体，难以在这种高速运转中，停下来歇一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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