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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宝堂:“捷安特人”一个匆匆的侧影

 

虽然,早就知道“捷安特”牌子的自行车,但一直没有真正接触过这个台资企业。直到去昆山之前,才知道:生产捷安特的“巨大机械”在全球有4个生产基地、6大区域行销公司、48个代理商和1万多行销据点,行销网深入59个国家。它在美国市场已经跻身第二大品牌;在欧洲为前三大品牌;至于日本、澳洲、加拿大、荷兰等地,则为当地最大进口品牌,在台湾与中国大陆更是站上了当地第一品牌的领先地位。其中,台湾捷安特自行车厂于1992年落户江苏昆山,如今,以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为主体的“自行车产业链”在江浙沪一带形成了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之一。

这么一个创造了国际品牌的知名企业,它的当家人和员工形象该会是怎么样呢?

11月初的一个下午,一直等到傍晚5点钟才接到了电话:郑宝堂,这个捷安特(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开好了会,这会儿有点空闲了。

走进位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捷安特公司,记者看到的不是想象中的漂亮厂房和豪华陈设,而是看到了从头到脚都显示着的一种朴素和低调。郑宝堂穿着一身蓝色的工作服,像个普通的修理工的样子,从办公区隔开来的一个小间走出去,一边慈眉善目地点点头,一边连声说,“对不起,开会开晚了”。

打量着眼前这个赫赫有名的国际公司的老总,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简单的蓝色工作服,不禁有些惊讶于他的朴素和低调。但想着他是一名来自台湾的职业经理人,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应该是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东西。所以,谈话也就从比较“小心”地从他的职业范围开始。

用青春解读“全球品牌、当地生根”的企业战略

1976年,刚刚退伍的郑宝堂就进了捷安特在台湾的公司,那个成立于1972年的巨大公司。郑宝堂介绍说,“巨大”一开始也是搞制造代工。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企业的共性。但替人代工一是利润薄,二是经常接不上单子,命运被捏在别人的手里。据悉,“巨大”在草创之初,就曾有一段连续5年苦无订单,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日子。当时靠着的就是巨大董事长刘金标秉持咬紧牙根、不服输的精神,带领员工走过那段艰困的岁月。

为此,董事长在14年前率领着企业开始了自创品牌之路。而且,刘金标,这个自行车界的传奇人物,一开始就将品牌锁定在“全球品牌”上。也就是说,他的战略是:先抢占制高点,再进行“攻城掠地”。

有资料这样描写:“巨大在14年前,即兢兢业业的推出自创品牌的产品,赴荷兰建立欧洲区的总部。然而欧洲对于台湾产品的品质形象恶劣,又面对欧洲拥有200多年历史及精湛工艺的知名自行车业者,因而,刚开始捷安特的品质即遭国外同事的连番批评。为此巨大特地成立一条名为IA(IndustryArt)线的生产线,供应欧洲线的需求。这条生产线的产品就是把产品当工业艺术来做,尽找资深老手拿放大镜来挑毛病。挑毛病的结果是欧洲市场逐渐认同捷安特的品质。后来,巨大回头把这条IA线推广到其他生产线上。刘金标表示,(国际竞争就像奥运比赛,选手会面对极为严格和挑剔的要求)没有世界级的产品,就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亲历了那一段经历的郑宝堂对老板的“全球品牌”战略是极为敬佩和深有感触的。从一个基层的工人做起,一路做到财资部经理,及至后来被派到大陆“独挡一面”,郑宝堂跟着捷安特的品牌一起成长,他在与所有的捷安特人一起打造了捷安特这个“全球品牌”之后,遵循着企业“当地生根”的战略,被派往大陆,并成了真正的“大陆通”。

用行动解读“创新与科技”的经营理念

捷安特是高档自行车,这与大陆市场的大众消费能力有一定距离;再加上大陆的自行车企业多如牛毛,竞争本来就很激烈,捷安特如何取胜呢?

郑宝堂慢条斯理地对记者说:始终坚持强劲的研究开发阵容,融入创新与科技,永远赋予自行车以新的生命,这是捷安特在大陆迅速发达的根本原因。他进而又说:科学的理念是捷安特成功的一粒“金种子”。因为,理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命运。传统自行车厂家追求大而全的生产模式,什么都要自己做,芜杂庞大的生产系统分散了在技术上和款式上的创新能力。而捷安特不要“大而全”,只求“小而精”。严格地说,它是一个设计机构,厂区只是一个总装车间,只掌握核心的关键技术指标,不断提出和解决对款式出新的要求,所有零配件都交给配套厂家来做。这样,捷安特便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

据陪同采访的昆山的朋友介绍,捷安特在昆山设厂给大陆同业带来了新的产品设计,新的销售观念,新的企业经营方法,同时也带动了江浙一带的自行车生产。在昆山捷安特的周围,聚集着数百家为其配套的轮胎、车轴、齿轮等零部件生产企业,为捷安特年产的200多万辆自行车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零部件。另外,在苏南苏北与捷安特有配套关系的乡镇企业也有二、三十家。在谈到这种集聚效应时,郑宝堂说:“自行车行业我们涉及的零部件都是由供应商来提供,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辅导配套上,同时实际上这些配件不可能只供应我们捷安特一家,因为供应我们一家也没办法达到经济规模,没办法生存。现在的竞争是全面性、全球性的。我们认为如果错过大家供应链接的话,将影响到我们中国整个自行车实力的提升。”

说到这里,郑宝堂自豪地说,捷安特给传统自行车市场带来的最大贡献是理念,而不是产品。这种理念不但使捷安特走上了永续经营的良性循环,还大大推动了整个自行车行业的发展。

有数字可以证明他说的不是虚言: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于1992年在昆山注册,1993年动工建厂,1994年正式投产,当年的产量是15万辆,营业额也只有7000万人民币。经过8年的努力,去年捷安特营业额达到12.2亿元,产量是226万辆,成长了十多倍。2001年,捷安特还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200家“最佳小企业”之一。

用真心解读“回馈社会永续经营”的企业文化

在大陆操练企业11年,带领大陆员工创下了赫赫“战功”,郑宝堂对大陆员工如何评价呢?

“总体上说,大陆的员工聪明、勤劳、遵守纪律,非常可爱。但在开始的时候,也有文化上的磨合。比如,他们的自治管理能力会差一点,特别是市场经济让顾客满意的心理要差一点。但我们对所有进入捷安特的员工都会开展职业教育,无论是新入门的普通员工,还是专业人员、干部,都有相关的培训与教育制度。现在,这里的产品研发中心,除了一个主管是台湾人以外,其余的都是大陆的员工。我们每年都要派他们出国去看看,学习学习。”

郑宝堂这样介绍他与大陆员工的“磨合”关系。不用说,他把台湾企业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大陆捷安特,并渗透到了企业;同时,11年的大陆生活,使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大陆通”。

他说,台资企业要在大陆发展,必须摸索一套新的规律,如果把台湾那套做法拷贝过来,那就绝对做不成的。“到大陆来,要学邓小平。邓小平有两句话,对我们企业经营启示很大。第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说捷安特发展好像慢了些,为什么不快一点?其实我是学邓小平的,跨出一小步,这一步站稳之后,我们再跨出下一步。第二句话是‘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有很多经典的话,市场上的问题如何解决,《邓小平选集》中都能找得到。”

而接触了郑宝堂,你会发现,他不但对邓小平理论“吃”得很透,而且还很自觉地把自己融入了祖国的大家庭里。

“我来大陆这么多年,真切地看到了大陆的发展,感到了大陆企业生机勃勃,从中也感受到,大陆企业是能够走出去的。你们老是问我说,你们台资企业如何如何,我的想法是,我们来到了大陆,来到了昆山,到了这里,就不应该分什么外商、台商,企业在这里生存、在这里发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说我们是台资,只不过是当初出钱的老板是台湾人。但企业既然来到了这里,就一定要融入这里,要取之于社会,回馈社会。”

一翻话,慷慨激昂,让记者对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穿一身蓝色工作服的台湾中年人肃然起敬。

(当晚,在昆山的一家咖啡吧,记者遇见一个叫万良全的年轻人,一个“EMBA”,提起捷安特,他竟然情绪激动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从捷安特出去的人,100人中至少有98个人会怀念捷安特的好。我就是从捷安特出来的。我们这些人虽然离开了捷安特,但都很怀念那里的文化。因为那是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团队,我们当年在那里学到了很多。所以,我们离开后自愿组成捷安特同学会。我还是会长呢。为什么叫同学会?因为我们在那里的感觉是在学校里,记得当年我们在那里晚上还要晚自修,学英语、学日语等,每周还有晚会,我们见了企业的领导都叫老师……”听着一个早已离开了“捷安特”,但依然对自己曾经工作过的企业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的描述,记者再一次看见了“捷安特人”充满活力、学习向上、热情奉献的生动形象。

 

(文:徐王婴《郑宝堂:“捷安特人”一个匆匆的侧影》,《浙江市场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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