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中华”在中国的兴衰史，就几乎可以视作中国通信设备产业的现当代演进史，而其中每家企业的兴衰背后，都有它自身的原因；这些原因，恰恰是中兴之所以成为中兴，而没有成为巨龙、大唐或者华为的根源；而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其中中兴与华为的亦“敌”亦“友”的关系，可能又是促使“中华”更加强大的动力所在。读懂“巨大中华”这部历史，对于了解中国国产通信设备产业的发展及未来走势、技术商业化的规律、中兴的“本来面目”等等，都将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也曾一度风光无限，曾几何时，“巨大中华”是中国通信产业的代名词，它们凭借在万门交换机上的群体突围，将长期在中国“横行无阻”的“七国八制”几乎全部“赶”出了中国。事隔数年，当移动和数据通信成为通信业的主流时，曾经在交换机技术上实力更强的“巨大”已不再巨大，倒是完全属于外行介入、没有科班背景的“中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开始在国际上塑造着中国通信业的领先形象，而且它们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固定网络领域，在移动、数据、光通信、3G、NGN等现在或未来的主流领域，它们都有自己的出色表现。

据说，“巨大中华”这一叫法，最早是由信息产业部前部长吴基传叫出来的。因为很凑巧，当时通信制造领域最好的几家企业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深圳华为头一个字连起来刚好是非常响亮的名字：“巨大中华”。但“巨大中华”的实际崛起比这要早一些，其标志是1995、1996年左右以巨龙、中兴、华为代表民族通信厂商纷纷推出自己的万门机产品，向过去一直是“七国八制”占领的市话领域发起进攻，并在1997、1998年左右在市场上全面突围。1998年大唐电信成立后，“巨大中华”的格局正式形成。

尽管从成立的时间上看，中兴和华为要远远早于巨龙和大唐，但实际上，论出身和技术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位于北京的巨龙和大唐都排在位于深圳的中兴和华为前面。成立于1996年的巨龙由数家国有企业发起成立的、以推动中国第一台万门机04机产业化为目的而成立的，04机早在1991年就已由邬江兴主持研发出来，基本上汇集了中国交换机领域早期的最高成就。

大唐尽管1998年才正式成立，但其前身是1993年从邮电科学院分拆出来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这个研究所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技术实力雄厚，而且国家也给予了它最大的扶持，在成立当年的10月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而中兴和华为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而且领军人物侯为贵和任正非都没有在通信行业的经验，在技术方面更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源。

到2002年以后，国内通信市场已经难觅巨龙的身影，据说目前仅靠前些年的海外定单维持。后来，尽管中国普天集团成立后，巨龙的资产划归它管理，人们曾寄希望于它可以让巨龙重现往日的辉煌，但结果中国普天自身也是昙花一现。大唐尽管没有像巨龙那样从市场上基本消失，在凭借TD-SCDMA甚至可望在3G领域一显身手，而且它本身也起步比中兴和华为晚很多，在规模上的确不具有可比性，但是不容质疑的是，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增长乏力，后劲不足，与中兴和华为的差距越来越大。

体制和规划让“巨大中华”前路迥异

为什么在技术和背景方面都占优势、又处于人才济济的北京、且早先与“中华”尤其是其中的中兴在规模上相隔并不是很大的“巨大”，最终却被白手起家的“中华”远远抛下呢？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巨龙的落后是体制问题。巨龙是国内数家国有企业共同投资组建的，类似一个松散的联盟，而且在体制上始终存在矛盾。和其它3家企业比，巨龙的核心层缺乏稳定，高层人士变动频繁，甚至企业的灵魂人物邬江兴也是几度沉浮，这和华为的任正非、中兴的侯为贵成为鲜明对比。同时，巨龙的败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据说，巨龙在04机后，过于急功近利，在生产布局上犯了短期行为的错误。当时全国生产04机的企业有20多家，对于技术拥有方，多生产一台，就多收取一份费用，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由于这样的布局在技术、研发、生产上脱节，销售又各自为战，弊端马上突显。不仅技术支持赶不上对手，而且出现04机自相残杀的情况，结果别的企业渔翁得利。

在体制和经营模式方面，大唐的情况也与巨龙有些类似。与其它三家企业比，其优势与劣势同样明显，其优势是人才、技术，劣势是由于长期吃国家科研经费，市场意识不足，而且由于是科研院所，因此生产能力、销售系统几乎没有，相反人员却近万人。而现在，它几乎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在了一个依赖国家来推动的技术标准——TD-SCDMA上，与之不同的是，中兴和华为则在三大3G标准方面都全面下力，风险大为降低。

相比之下，“中华”两家更注重企业的未来，从一开始就将企业经营的使命定位在“中国兴旺”和“中华有为”这样的高度，很早便在企业管理、人才储备、技术研发等方面进行部署，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另外，从一开始“中华”就面临着生存压力，而大唐和巨龙，都是在有了一个好的产品后组建的企业，没有经历残酷的生存竞争的洗礼。因此，企业的竞争基因不如另两家企业，也缺乏了解市场、适应市场的动力。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导致“巨大中华”拉开差距的直接原因恰恰是最初“巨大”占有优势的领域——产品。中兴、华为是在交换机市场很好的时候，就开始投入很大精力搞接入设备，而大唐、巨龙，特别是巨龙，并不看好接入设备，认为这个类似二传手的市场，成为中兴和华为在市话领域全面突围的首要功臣。当巨龙、大唐两家发现接入也是颇有利润的领域时，市场已经被瓜分了。在后来的几大新兴市场，比如移动、光通信、数据领域，“巨大”也没有及时介入，结果，当传统的交换机开始饱和、而移动等产业兴起时，它们自然便只有萎缩的命运。

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讲，身处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几乎一切都靠市场来解决的深圳，可能是中兴和华为最终成为最大赢家、而且始终保持旺盛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这从外部促使它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技术与市场的结合上，重视技术而又不会走上像大唐一样的唯技术至上的道路。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