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假设，也从不耽于浪漫的幻想，他抬头看天，低头赶路。前面是玫瑰，后面是枪炮。
观察李东生的眼神，你能觉察到一种比他的言行更为庄重深沉的东西。有时在一瞬间，他的眼神会游离开眼前的事务，陷入自己的思考之中，像是在寻找某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力量，那是在长年的理想与苦痛交战中留下的深深痕迹。
这个眼神与TCL那场著名的跨国并购一起，已经超越了一己之私，成为了中国当代企业家成长史上绕不开的印记。
“最后一个离开船的人”
回首那些被非议、嘲弄甚至诅咒的日子，李东生从不讳言他曾陷入绝望，还有掉了20斤的肉，但他对《绿公司》表示，他从未因此而流泪。“我这个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感性的，一个感人的电影情结也会让我眼睛湿润，但我自制力比较强，尤其在那些日子，对一个男人来讲，不仅仅是流泪的问题。”或许更准确地说，是他不允许自己流泪，不允许让泪水软化了内心深处的坚定。
曾几何时，李东生发现整个世界仿佛都在他的脚下，可转瞬，整个世界又要将他抛弃。企业家的世界就是这样残酷，他们的使命之一，就是征服黑夜，征服恐惧，也征服自己内心的脆弱。与行动战略上的进退无关，关键在内心，企业家陷入困境时没有退路可言，犹如拿破仑所言：前面，是玫瑰；后面，是枪炮。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李东生对TCL的“国际化之路”也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他知道动摇意味着风险会加倍放大。他当时给自己定下铁律：“TCL如果是一艘大船，我就是这艘船的船长。当大船在航行过程中撞上了冰山，要沉没的时候，船长一定是最后一个离开船的人。”
李东生用曾国藩对照自己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曾国藩说自己不是特别聪明的人，我也不认为自己是特别聪明的人。曾国藩打太平天国能够成功，不是他的军事才能比别人高，其实他完全不懂军事，而是他做事情坚忍不拔，一个关口能不能挺过去，差别就在这里了。
咬牙、血吞够难，比这更难得的是承当，是不转移责任，是不抱怨。李东生说他甚至没有委屈过。“我觉得投资人来指责你是应该的，他们投资到你这个企业是希望能有回报；员工的抱怨也是有理由的，他们进入这个企业，很努力地工作，企业不好了，他们的收入和事业发展都受到影响。当企业亏损了，你做不到这些时，即使有一千条理由都讲不出，你就是愧对他们。”
“我没有权力去抱怨社会对我不够宽容，不够理解，既然成功的时候人家把你捧到了天上，受挫时也要接受这个结果。当时我只坚信，当企业好了，这些东西也就自然不存在了。”于是，李东生埋头寻找破解之道，即使找不到灵丹妙药，也有沉默和坚韧为所有的质疑和指责作答。
事非经过不知难。当黎明穿破黑暗，李东生感悟，世界上大凡伟大的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会出现若干次重大的挫折，“对有志于成为百年老店的企业，这样的困难是在所难免的，扛过这种挫折的企业，将会有更加好的前途；没有经历过这种挫折的企业，我觉得它的风险还会更大。”
李东生真正有资格自豪的是，他没有以失败的信念面对失败。所以到今天，他还是TCL这条大船的舵手，他还是自己的舵手。
勇于自省的人格偶像
李东生把TCL当成了自己的命，甚至比命还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表达方式上，他从来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英雄。
曾国藩自称“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中”，这样的表述同样也适用于李东生：他有钢铁般的意志，又有很明显的谦虚；他内心固执，表达上却很平和；他追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而是始终如一的卓越。
作为TCL的创业元老和精神领袖，李东生身处一种拥戴之中，他不是铁腕，善于发挥众人之长，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这位具有传统儒家品德的领导者身上，又有一种冷峻的威严。与成为一个强力领导者相比，他更愿意成为一个自我修炼的楷模，由内及外，内圣外王。
关于李东生的人格魅力，历史学者许纪霖在《大时代的知识人》里评点曾国藩的一段话很有味道：“曾国藩是一个补天型的治世英雄，而非拆天型的乱世豪杰，并非像他的对手洪秀全那样是半神半人的先知，其魅力从来不诉诸于‘奇里斯玛（Charisma）’的宗教迷狂。曾国藩的人格魅力是儒家圣贤型的，以个人道德表率和清明的理性涵养成为众人的行为楷模。这样的人格缺乏思想的魅力和改朝换代、称帝为王的气魄，却被志为‘帝王师’的士大夫所景仰。”同样，李东生也把士大夫式的理想嫁接到自己的企业生涯中，树立起自己的品格，这甚至无关一时一事的成败。
“我有很多毛病，但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会自省。”李东生告诉《绿公司》记者，平时做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想，哪些事做得对，哪些事做得不对，不对的地方自己就去改。“为什么我对曾国藩特别感兴趣，因为他是一个坦诚的人，他能够自省，能把决策的过程、自己的弱点、遭受的失败很真实地写出来。”
李东生深知，许多时候，失败经过遮掩可能会导致彻底的失败；而经过痛苦地反省，反而会成为教训，成为下一个成功的保证。在2006年发表的《鹰的重生》组文中，他以深刻、坦诚地自省与承当，和风雨飘摇的TCL员工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更赢得了他们乃至全社会巨大的尊敬。
采访中，李东生向《绿公司》表示，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命到底好还是不好，要看怎么理解。“如果太重的个人情感和精神寄托在企业里，处理不好的话，有时未必是好事情”。
李东生看似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这句话，或许正是他最新醒悟的财富。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命不错，但反过来思考，自己是否就是企业的命？“自己”和企业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很多时候，企业领导者恰恰是因为过分地执着于“我”个人的信念和想法，为一个很美好的比如“做大做强”的目标所累。善意未必就能结出善果。
“当领导者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的时候，要么能够改变自己，继续推动企业往前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主动退出。”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李东生，说自己现在已经比较平静了。 “用这种心态想问题，更符合企业发展的规律。你不能极端地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命。”
永远的追赶者？
自从1982年进入TCL的前身——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李东生一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追赶者。他跑啊，跑啊，跑，唯一的目的地，就是让TCL成为一家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受人尊敬的国际化企业。尤其重要的还有，它来自中国。
这条路足够艰苦，也足够漫长。我们熟悉的和李东生同时代的很多人——倪润峰、黄宏生、陈伟荣，他们的名字已经渐渐隐去；马云、王传福、施正荣……互联网和新能源造就的那些耀眼的明星，又不断成为时代的新宠。而52岁的李东生，他像一个新时代里的老厂长，始终站在一线企业家的聚光灯下，即使不再是舞台的最中央。
20多年来，李东生终生从事的家电行业从一个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变成了今天利润比刀片还薄的产业，不少人视之为夕阳产业，这让李东生不能接受。“家电市场的需求是长期的，而且从全世界看，它还有很综合性的发展空间。”
记者问他，如果可以再选择一个行业重新开始，你会选择哪个行业？“你能指出哪个行业，竞争没那么激烈，风险小，回报高吗？李东生回应记者：“我觉得思考这种事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李东生不喜欢假设，也从不耽于浪漫的幻想，他曾说过，我是做工业的，做工业就要扎扎实实，抬头看天，低头赶路。其实后面还应该加一句——没有退路。
对于他国际化战略战术的功过得失，社会上批评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李东生不是没被影响过，但他始终坚信，中国家电业其实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有人说，如果李东生率领TCL在利润最高的1990年代中后期多投入研发，而不是一味打价格战，TCL有机会像同时代的三星那样一举奠定在国际上的地位。对此李东生表示，中国家电业那几年在核心研发中投入不多肯定是事实，但不是由于价格战，也不是由于意识不到技术的重要性，更多的在于企业无法同时做好两件事——既提高产业集中度，又要大规模的技术投入。“我们和国外公司的起点不一样，差距在我们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是真的投不起。”
一面是竞争得你死我活的国内的血腥战场，一面是风险巨大的新技术投入，这确实是中国家电业在后发崛起中面临的困境。李东生说到现在为止，中国企业也投不起一些不确定的技术，但和国外同行的技术差距在缩小。他在2009年年底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如果说10年前中国公司与日本、韩国公司的差距是100点，现在就剩30点了，平板这块我相信再有五到十年我们就会赶上来，再下一代的显示器技术，我们不会像平板时代那样完全没有准备地仓促应战。”
100点、30点、五年、十年，李东生在一点点逼近着和竞争对手的差距。不错，他是一个坚韧的追赶者，他值得我们期待更多：讲求修炼由内及外儒家人格的李东生，在市场竞争中却容易陷入一种“追赶者”的思维定式，缺乏基于企业内部价值创新的彻底尊重和超前把握。当李东生还在绞尽脑汁为是否收购棘手的汤姆逊集团彻夜难眠时，同样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重重困难的三星，在亚洲大多数企业都在削减研发资金的时候，贯彻了“第一要开发核心技术，第二、第三还是要开发核心技术”的铁律，成就了数字时代电视的领导者。
好在机会又来了，互联网电视时代的朝霞正在照进现实，也照亮了李东生孕育多年的宝贝：“互联网电视时代是合作共赢的时代，TCL走出了以往单一生产整机的低利润模式，通过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互联网后台系统，获得了更多的利润空间。”
未来的全球家电业，李东生能否以一个“被追赶者”的身份被人铭记，那不仅将决定李东生的历史地位，甚至关乎中国商业的荣辱。应该认为，李东生是幸福的。
记者手记
书生领兵，士魂商才
李东生不是个自由浪漫的梦想家，但在他内心，那个古老的理想坚如磬石。
采访中，他建议把对话地点从大会议室换到会客厅，笑称“大办公室说话我容易紧张”；表达自己的观点前，他喜欢轻轻地加上个“您知道”。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他一路梳理到1987年他第一次去欧洲，连一个中文说明都找不到时心中的痛楚。“近代以来，中国都是落后的国家，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不同发展道路之间也有很多争议和动乱”。在他的理解中，今日中国仍在突破“历史三峡”的挣扎过程中，30年来，他的奋斗融入了惕励自强的中国经济崛起的长河。这是他无悔的选择，他从不做任何与现实无关的假设，在他的心智模式中，人生其实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从1839年鸦片战争算起，170年来，“兵战”和“商战”成为了中国复兴史的两大主题。李东生所钦佩的中国人经久不衰的人格偶像曾国藩，以“三不朽”之伟业兼为了二者，李东生自己，则成为中国工商文明在世界上复兴路上一个不可磨灭的“试错者”，当然，他更有机会成为一个同样可以被历史记住的“纠错者”。
“要成为经济强国，就必须培养我们自己的世界级企业。”身为第一批实践者，这样的使命感还是让他有些激动，“我自己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到一种宽慰，总有一种激情和动力逼着自己走下去。”
他退休后打算去大学做一名普通的教书先生。其实和曾国藩相似，李东生本就是一介书生，文人领兵，温文尔雅，甚至些许羞涩。
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追求深深烙入了李东生的追求。“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我的影响比较深，尤其儒家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让我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希望能够多做一些事情。同时我又比较务实，我不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高不可及的目标。”
那个古老的理想就这样被李东生彻底寄托在TCL的事业当中。“有些人做企业，如果有足够的经济效益，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企业卖掉。但我没法把企业简单的作为生意看待，她已经成为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
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荣辱，在他内心牢不可分，并且互为前提。从这一层面上说，和曾文正公神似，李东生有着那一代中国企业家出类拔萃的政治修养和与之对应的分寸感。
与当地政府的良好沟通和国有大股东的鼎力支持，让李东生成就了TCL国际化和整体上市的两大创举。直到今天，他回忆12年前那场“惊险一跃”的改制时，仍反复向记者提及，“没有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TCL是走不到今天的。”他自己的智慧也不能忽视，在考察了联想等企业的改制经验教训后，他选择了存量资产坚决不动，管理层在增量资产中持股的方案，对于方案所涉每一条法规政策都进行了细致和严格论证，“绝不越雷池一步”。
对比同时代的那些对手们，就会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时间倒回至1978年，三个从广东边远地区和海南岛来的年轻人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考入了华南工学院无线电专业，他们后来被称为“华工三剑客”。中国三十年家电史上，他们是会被反复提及的名字，但今天看，李东生无疑是他们三个之中最成功、最持久的一个。与黄宏生的激情和冒险精神，陈伟荣的倔强执着、英雄主义相比，在“三剑客”前20年的较量中，李东生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但在人生的长跑中，李东生越来越显现出厚积薄发的持久耐力和深谙处世之道的大智慧，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与时代潮流相得益彰。
来源：《绿公司》杂志（贾林男） 时间：2010-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