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光，照进邓中翰心中，让他从之前皓首穷经、默默探索的世界中跳跃出来：探索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奥秘，离“宇宙”或许远了，但离真实人生，更近！新的责任，背负在邓中翰身上，不仅要专注于实务，更专注于自己所身处的行业与人群，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多了一份沉重，尽了一份中国心。
“我一定会回来的！”
大凡青年，都有爱国心、报国志。然而，以身代薪，实践理想有多远、有多难？
邓中翰，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仍记得当年的一幕。那年，他带队向著名的索尼公司推销自己研发的芯片。原定洽谈1小时，才谈了5分钟，就被对方的态度终止：“我们公司是这项技术的鼻祖，你们想学的话，可以看看展览。但我们没有时间听你推销。”
“我一定会回来的！”出门后，邓中翰说。这是当时热映的大片《终结者》的台词。泰然自若甚至有点冷幽默是他的惯常作风。成功战胜过人生中若干重大挑战之后，他坚信，这一局，自己也能赢！
这位年方42岁、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经历过数次不可思议的转型。刚进入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时，他攻读的是物理学，抬头仰望的是曾诞生过7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星空。但很快，新兴的电子技术叫年轻人心醉神迷，从286到386，时代在突飞猛进。“也许，我该换个系？”他这样想，也这样做了，付出的代价是当同学们出去远游时，他埋头苦学崭新的课程。一学期下来，成绩单上居然全是“A”，转系考验顺利通过，如愿转入伯克利大学电子系。
但年轻人似乎总乐于在占领一座山头之后，占领另一座山头。一次出访日本的见闻，又叫邓中翰耳目一新。东京商铺林立，琳琅满目，他开始思索起来，为什么有穷国富国之分？金钱、商业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往来人群为之川流不息？
新的光，照进邓中翰心中，让他从之前皓首穷经、默默探索的世界中，跳跃出来：我想探索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奥秘，离“宇宙”或许远了，但离真实人生，更近！
邓中翰申请兼修经济管理学。最初遭遇的是拒绝——“没有这样的先例。你不可能顾得过来。”但最终他以自己的执着打动了校方。
2008年10月11日，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20周年自主创新成就展上，自主知识产权“中国芯”展台。
把国外学到的技术带回来，与同胞一起分享！
1996年，邓中翰从伯克利毕业，一身而兼物理学硕士、经济学硕士和电子工程学博士三个学位。这是伯克利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科的学生。
他的学历和知识能力，“含金量”是如此之高，以至于1998年归国创业时，不少人问：值不值？
破釜沉舟，源于“两弹元勋”、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的召唤：“中国半导体工业要走一条新路才行，你觉得有什么好办法？”1991年，在中国科技大学求学时，邓中翰曾参加过“挑战杯”比赛并获奖，周光召正是当年的颁奖人。
饮水不忘掘井人。
邓中翰的心，动了。
1999年10月1日，他又作为留美华人代表参加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典礼。上午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阅兵式，下午又和同伴们去了长城。归来之后，决心已下。事隔多年之后，邓中翰怀念那种势不可挡的激情，“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让人难以招架”。
1999年10月14日，在中央部委、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与杨晓东一起创立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在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一间100多平方米的仓库里，“星光中国芯工程”开张。
为此，邓中翰告别了自己在美创办的市值1.5亿美元的高科技企业。
那时，国内“芯片”市场并非一枝独秀，“方舟”、“龙芯”都声名在外。但与那二者寻求高端突破不同，邓中翰决定定位技术链条的中低端。
“实验室里成功了不算，更得符合市场的口味。”积累，在邓中翰的身上“发酵”了，他注意到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更看到由此带来的数字多媒体市场的巨大商机。
用什么做切入点？在与硅谷几个风险投资商交流时，大家不约而同谈到一个问题——高能耗和高性能运算存在比较大的瓶颈。灵感由此诞生！数字多媒体芯片做什么？应涉足于能耗较高的领域，通过更好的芯片，实现低功耗单芯片的集成……
说易行难。放在上世纪90年代末，更是如此。但在仓库里，邓中翰和他的几个兄弟默默坚持。他们的阵容超级强大，包括金业公司的创始人金兆玮、来自英特尔公司的高级设计主管朱军、来自美国柯达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俞青以及T-Square的创始人张韵东……
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梦之队”的成员紧紧凝聚在一起：把国外学到的技术带回来，与同胞一起分享！
2001年，中星微电子第一颗芯片问世，这也是“中国自己的第一块芯片”！上市仅一年时间，全球就有100万台摄像头装入“星光一号”芯片。以北京电信推出的一款可视电话为例，其核心部件便采用了由中星微公司自己研发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芯片“星光一号”。这种芯片的存在，就如同让电脑安上了眼睛，通过它可使微机传输同步视频图像，也可利用网络传输图片，让现代人感受到网络时代的神奇；2005年，中星微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邓中翰成为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7年，全球所有知名笔记本电脑厂商的嵌入式摄像头都用上了中星微芯片……
那么多雄心勃勃的创业型企业都倒下了，为什么中星微从风雨中走来？邓中翰用亲身经历来作答。2003年，因为“星光中国芯”的市场局面尚未完全打开，而公司的运营成本却随着人员规模的扩大等因素不断增加，中星微电子遭遇了创办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公司随时面临着倒闭，活下去的最佳办法是再次引入风险投资，然而当时，风险投资商有互联网泡沫破灭的覆辙在前，迟迟不能决定。
危机时刻，是几位核心高管，拿出自己的个人资产去银行抵押，最终帮助公司申请到贷款存活下来。中星微电子依靠这笔贷款渡过了难关。
对此，已故著名科学家王选曾深有感慨：“有人说中国人爱打麻将，孤军奋战，看着上家，防着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在中星微不一样了，‘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副总指挥都是各有专长的一批优秀人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奋斗。”
从2005年起，“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全球市场份额的60%以上，包括三星、飞利浦、惠普、索尼、富士通、联想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
一件值得一提的趣事是，2005年夏天，索尼新一代笔记本电脑上的摄像头，运行的正是中星微的“星光5号”。
“我回来了。”
建言“要用加减乘除法解决难题”
作为新一代爱国青年，邓中翰的突出特点是不仅专注于实务，更专注于自己所身处的行业与人群，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2008年他当选为人大代表，这代表当得可不虚！细心地调研、认真地思考、积极地建议，一个个提案从邓中翰手中诞生。
如2009年，他提交了“关于尽快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创新法》和《集成电路布图保护法》”两个提案。该提案的背景，基于邓中翰多年的观察与体会：我们的国家正致力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但还没有一整套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企业和政府在应对自主创新中遇到矛盾和困难时，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例如，企业的创新投入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影响着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以高层次人才和资本为代表的创新要素流动和流向还不太合理；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够健全等。这些都说明我们在立法层面对自主创新还存在着空白，我国关于技术创新的一些政策法规不太具可操作性。
他与另外几十位附议人共同认为，有必要以法律形式把整个技术创新体系和所有相关环节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解决并确定下来，为技术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创造出必要而规范的环境条件。
2009年，也是金融危机“凶猛”的一年。因此，年初两会，各行各业最关心的就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应对措施。对此，邓中翰提出“要用加减乘除法解决难题”。“即把不同层级上面临的问题分门别类地解决好，中央政府能做的，主要是抓乘法和除法，国家出台了4万亿政府刺激计划，这个数看起来很大，但是4万亿除以13亿人，分配到每个人也就是3000多块钱。究竟4万亿够不够，该如何实施这个刺激计划，对中央政府来说，是需要做‘乘除法’的，力度要大，见效要快。而市场、行业、企业和个人能参与的，要用加法和减法。”
此生惟愿长报国。自钱学森以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谓“国重家轻”。今年两会，邓中翰和其他科技报国、赤子情怀的年轻代表们，又将有什么提案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红旗画刊》（优游） 时间：201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