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企业粉身碎骨，曾经开凯迪拉克、被“朋友”围得团团转的罗田安被“打回原形”。全家每月开支不足几百元，沦落到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惨状。

“人没有大死过，不知道尊严有多可贵。”罗田安动情地说。

日前，当《第一财经日报》就金融海啸下的食品业生存状态话题采访克莉丝汀掌门人罗田安董事长时，他却意味深长地向记者讲述了十年前他在台湾亲身遭遇的那场让他刻骨铭心的亚洲金融风暴。

坐在我对面的罗田安手里夹着一支普通的烟卷，神情淡然地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卖牛仔裤”。向上漂移的眼神似乎将他带入30多年前那些艰难的日子里。

出生在新竹市苗栗县的罗田安，家境贫寒，所以二十出头的他就开始外出打拼谋生活，他的第一份工作正如他所说，贩卖牛仔裤，他的第一桶金也是从卖牛仔裤中掘取的。说起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今天已事业有成身家亿万的罗田安显得诙谐轻松。

罗田安说，1982年，他23岁的时候到台北，那个时候欧美都在流行牛仔裤。当时台湾外汇很少，对舶来品禁止进口，而那时年轻人都流行穿牛仔裤，跟着潮流时尚走，可牛仔裤却没有地方买到。

当时的基隆港，港口的船员每一次从日本或美国回来，身上都会穿上五六条牛仔裤，走下船来的时候像机器人，那个样子十分可笑，但当时没人觉得好笑，而是一本正经地做着，甚至还为这点小聪明自鸣得意呢，以为找到了“发财”之路。按那时规定，牛仔裤等不能随身携带，但可以穿在身上。

“下船过后他们就把牛仔裤脱下来，卖给像我这样的小贩。我们就是那么一件件地从他们的身上扒下牛仔衣和牛仔裤，带着人身上热热的体温，一件件地讨价还价，买下，有时候骑摩托车一天要跑两趟，从基隆到台北。”

就这样，罗田安每天开着摩托车去收购这些牛仔衣和牛仔裤。后来有了些积蓄就开了一个牛仔屋，不久又开了两三家牛仔屋，再后来又开了一个服装连锁店。

“我很幸运，一开始就比较顺，后来也一直都比较顺。”

那个时候，被学界称作“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整个大的经济环境正处于腾飞时期。有幸踏着这个腾飞的浪潮和节拍，罗田安的财富和“事业”也演绎着加速度的膨胀和“腾飞”。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罗田安一口气开了十几家公司，涉及到七八个行业，算是“遍地开花，全面出击”。 开服装，开餐饮，办学校，搞建筑，做证券，跑运输，做食品，开煤矿等等，罗田安一身兼任十几个企业的董事长，资产已迅速飙升到几个亿。

“我三十几岁就开凯迪拉克，当时在那个地方，是非常风光的，有很多的助理、秘书，有数不清的朋友围着我转，每天都有接不完的应酬，各类朋友很多，大家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有很多人开口向我要钱，我都是慷慨解囊，一掷千金。我记得最风光的时候，每次过年过节，家里的礼物堆得满屋都是。”罗田安有些自嘲地说。

如果说“风光”使得罗田安有些飘飘然，自我感觉颇为良好，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的“自信大胆”乃至“疯狂”的投资才是给罗田安的致命一击。

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罗田安说起来还是有些“痛楚”。罗田安说，他身边的大部分朋友，至少应该有60%以上，像他这样子的，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当有了一点点积蓄就不安分，没有办法专注自己的事业，头脑发热，以为自己什么都行，失去了管控。

因为有了一些积蓄，自然而然就很多人会邀你投资，看到这个也好做，那个也好做，像房地产，人家房地产这么好赚，盖一幢楼就能赚很多的钱。看来看去你心就野了。

“投资太散，这是蛮可怕的。”罗田安痛定思痛地说，“我是一个很会做梦的人，因为我当时太自不量力，差不多40多岁吧，当时欧美、日本他们很关注一个概念叫新人类理想城，也叫新市镇。”

在这个新市镇里有学校、餐馆、剧院、影城，还有高尔夫球场等等，从衣食住行到娱乐休闲等都在这个城里，成为一个无障碍空间。选址就在新竹市的边缘，就是想把到新竹去工作的人们吸引到这里来生活。因为新竹的一些科技人才都从欧美回来的，他们非常理想化，收入高，也希望有好的住宅，好的服务。

罗田安说，当时他是在新竹做服务业的，常常在交友或在吃饭中，听到他们的一些渴望，所以他就认为这是未来的大市场。

但是，首先买地就让罗田安“脱了一层皮”。罗田安说，因为台湾与大陆不同，你要买地，你就得跟一户户农户去谈。每天要跟这些农民谈，要陪他看连续剧，看完过后才跟他商量。他请了很多人，多是地方上有脸面的人，用尽了各种方法。400公顷土地，谈了几千人，花了十年工夫，才算谈下来。

这个新市镇项目投资非常大，因为要报到当局审批的，当局的审批过程很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利息负担、精神负担，十几年的煎熬，在这整个过程中，自己的实力基本消耗得差不多了。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叫詹益升，他非常看好罗田安的这个项目，马上投进了20亿新台币。当时罗田安想那就赶快把这个新市镇搞出来吧。

可就在这个时候，罗田安的父亲的一个朋友也想做一些休闲产业，罗田安就把他介绍给了这个董事长认识。没想到这个朋友别有居心，把他们那个上市公司的资金一下抽走了差不多五六十亿新台币（约十几亿元人民币），将原来上市公司的资金化为乌有。这时候，又刚好碰到1997年金融风暴，一时公司资金周转不下，资金链断了，工程无法开发下去。

于是，新市镇项目流产了，詹益升破产了，罗田安也破产了。罗田安在台湾投的十几个企业相继全垮了，只有一个教育项目没有倒闭。在大陆投资的十几个项目由于鞭长莫及，也全部亏损或倒闭，仅存一个摇摇欲坠的上海克莉丝汀投资项目。

一夜之间，企业粉身碎骨，曾经开凯迪拉克、被“朋友”围得团团转的罗田安被“打回原形”。全家每月开支不足几百元，沦落到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惨状。那些昔日的“朋友”们像躲瘟疫那样躲着罗田安。

从事业的高峰一下子跌入人生的谷底，这怎是一个“痛”字了得？事业的失败，世态的炎凉，前程的渺茫，对朋友的愧疚，让罗田安心情灰暗至极。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反省，“在这个最苦难的时候，我把自己藏在一个房子里学习电脑”。

想到上海看看克莉丝汀状况，却连“盘缠”都拿不出。“我要到上海来，还要跟我妈妈借钱。”曾经显赫一时的企业家，当金融风暴刮来之后，连到大陆的路费都要向妈妈开口，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悲哀。

唯一让罗田安欣慰的是，他将新竹科学城区引向家乡苗栗县的奉献和努力尚未付之东流。

当年任百年集团董事长的罗田安，基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回馈故乡的公民角色，自掏腰包雇两辆游览车邀请苗栗县最高长官、各单位一把手、民意代表等人，前往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听取科技产业发展及促进城市繁荣的简报，让家乡人有了初步的了解。

为了促成科学园区在家乡落户，他曾带领官员、学者专家到日本多摩市等城市参观城市规划、交通系统、绿色生活环境等。

十二年后的今天，一份迟到的“感谢”终于送达上海。2008年9月底，由苗栗县最高长官带领的团队、十位乡镇长、五位“县议员”代表苗栗县各界将“苗栗之光，头份之星”的“感谢状”赠送给罗田安。

“感谢状”这样写道：“感谢罗田安董事长，热心公益，嘉惠乡梓，不遗余力。尤其对推动科学园区四期坐落于竹南基地，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及造就数十万就业机会，出钱出力，匡助良多，仅以此状致上最诚挚之意与谢意。”

面对这份迟来的“奖励”，罗田安“满心欢喜，终身引以为荣”。这份“奖励”是对他十几前对家乡的奉献和责任的一种真实的回报。他把这张感谢状，放在办公室的最中间。每遇重要客人，他都会津津乐道于这段往事。

罗田安说：“当年在台湾我没有任何公职身份，仅仅是一个民间企业负责人，为争取科学园区到自己的家乡苗栗设立基地，前后耗费十二个寒暑，终于让苗栗县得以从农业社会的农业县，晋级为今天有高附加价值的科技城市，这是我这一辈子对故乡最有成就的一件事。”

（文：张昌辉《罗田安：亚洲金融风暴下的一片疯狂叶子》，《第一财经日报》2008-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