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是谁？
中国企业家的个性化代表，地产业大亨，中国第一房地产品牌万科的缔造者和掌门人，中国人登顶珠峰的最大年龄记录创造者——王石，性格鲜明，风格明快，能言善辩，好出惊人之语，具有丰富的人格魅力，在媒体有极高的曝光率。作为成功人士的代表，他管理企业标榜专业化、透明度，率领万科由一个十几人的贸易公司，做成一个年销售额四五十亿元，一年卖出一万多套住宅的房地产龙头企业，为此他屡屡获得各种优秀企业家奖励。
作为万科的创始人、掌舵人，王石的很多带有创建性的工作其实已不仅属于万科，而且属于整个地产界。而入选2000年经济风云人物，他的一系列社会和商业活动，又使得王石的影响远远超出地产界。
除了一个成功老到的商人角色外，他又是极限运动的爱好者，登雪山成就有目共睹。他也酷爱滑翔伞运动，是内地第一个在台湾玉山飞滑翔伞的人。他还是外国品牌手机在内地的形象代言人，出席《财富》论坛，在哈佛演讲，他的业余生活和职业生涯同样动人。
而且，王石不是富豪，不是资本家，他本身只是拿工薪加奖金的职业经理人，奉公守法，积极纳税，私生活检点，从无绯闻，个人形象非常健康。当然，王石的张扬也引起很大争议，不谦逊，在媒体曝光频率不低，这也引来了不少街谈巷议。
认识万科的掌舵人王石九年了，这个年过半百但是还不断能够制造出新闻的公众人物很有点马拉多纳或者贝利的味道，哪怕多少人说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哪怕已经不在第一线，但总是有吸引力让人忍不住看看，他到底又干了什么，说了什么。
王石的职业生涯和万科的发展用专业化之前、之后来区分是一个比较好的解读角度。对于万科和王石自己本人来说，万科草创阶段约十年的商业经验，都还是一个摸索，属于革命前的夜路；而专业化这一役之后，才是王石真正找到用武之地，使万科找到方向，从而走上高速发展轨道的阶段。事实上，在专业化之前，万科已经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王石领军，比起大多数同行来说也更为出色。但是，套用一句坊间的俗话来形容他的志向，那就是“由优秀到卓越”，王石确实为这个说起来容易的目标不遗余力。
由1993年开始，王石开始做减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说起来简单的减法，竟然一直延续了九年，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02年才彻底完成。如此长的调整期，原因是什么呢？2003年的夏天，王石身穿着一身白色登山服，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淡淡一笑说：“家家都有家家的难处嘛。”
由1992年意识到犯错误，王石开始调整万科，“但是一边调整，一边还在继续犯新的错误；直到1995年之后，才能真正集中精神不犯错误”。
在深圳创业，我像个搬运工
1983年，王石刚到深圳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时一个人只要有几千打折叠伞、半吨味精，由特区倒回内地，一转手就能发大财，但王石没选做这些生意。
“当时许多人都在做这些生意，去找批文、换外汇。我没有做这类眼前就能赚钱的生意，是因为我知道一个很简单的关于供求关系的道理。因为等我跟着大家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市场上肯定是供大于求了。所以我并没有把更多的关系用在找批文、换外汇上。”
无疑，青年王石的想法已经比大多数同时代人要更进一步。很多年后，某个周末他和我一起乘车到蛇口一带摄影采风的时候，路过一家依然兴旺的饲料厂，他很感慨地指着那些一个个巨型的大罐子说，这就是他在深圳创业成功的第一站。当时，离开了在广州的妻子和女儿，还有稳定的政府部门工作，王石加入的是深圳特区发展有限公司下面的一个贸易公司，什么行政级别也没有了，可谓真正从零做起。即使是这样，王石没有被经济泡沫所惑，经过调研，他决定去做饲料生意。当时深圳有两个饲料厂，都存在对原料的潜在需求。他发现瓶颈就是谁能解决运输，谁就能赚钱。
“我的朋友都说我傻，放着眼前赚钱的买卖不做，去做一件看不到结果的事情，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这就是我说的那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它不是很急功近利，一定要春种秋收。但我确实是属于那种目标设定比较清楚的人。”
没有人比王石更清晰地描述了他自己在深圳刚开始的创业经历：“1983年我来深圳时已经33岁，但一切都是从头做起，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还兼司机、出纳，是个典型的小人物。这么多年过去了，万科做大了，我也水涨船高成为所谓的公众人物，但骨子里我更喜欢80年代的创业生活，我愿意保持已经形成的生活态度和习惯。内心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
80年代初期的深圳就是个大工地，到处掀开的黄土工地，推土机、重型运输车烟尘滚滚，王石开始做饲料生意的第一步要多艰难有多艰难。“在火车站的货场，我领着临时召集的民工卸玉米包，自己仗着年轻也跟着扛，因为当时我才33岁，体力还可以，而一包玉米的重量有150斤。”在扛大包休息之余，有一位农民工不解地问王石：“你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生意，也不至于同我们一起扛麻袋呀。”那时候就开始有点酷的王石没有回答，但心里却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生意做了半年蛮红火，给贸易公司赚了钱，因此王石一度被称为“饲料大王”。
“到了1984年放弃饲料生意，组建万科至今。公司出名了，公司的创建者也出了名，风光的一面百分之百地被外界传诵，经历的酸甜苦辣、切肤之痛只有自己知道。”这些都是王石的真实感受。
1995年12月，已经被社会看作成功企业家的王石，被邀请到北京大学和青年学生座谈，他在大黑板前面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自己回忆：“万科1984年从经营贸易起家，原始资本是零。万科原始资本积累是这样进行的，比如内地一家企业想进口一批录像机，就需要跟我们公司合作，虽然我的公司只有营业执照，账号上没有钱，但是我可以进口，它在内地却不可以。双方经磋商，签合同，打20%的订金。然后我们公司找到外商进口一批录像机，要求货到付款。我就可以到银行换外汇支付给外商足额货款，同时自己账上也有了可观的进项。深圳很多公司原始积累就是这样形成的，说白了，在共同的需求下产生的是同样一种经济行为，在深圳是合法的，在内地就是违法的，深圳企业就在这种夹缝中赚钱获利。”
王石讲起这个阶段，经常提到一个故事叫做“两条香烟行贿未遂”。谁“行贿”呢，竟然是一直在万科主张阳光体制的王石。这个“行贿”的对象是谁呢？是当时深圳火车北站的货运主任。为什么行贿？因为王石做贸易生意，需要计划外车皮，不过说送两条香烟也叫行贿，也就是王石的修辞手法了。1983年的时候“555”牌香烟是10元钱一条。王石让一个小伙计了解到货运主任家的门牌号，就让他拿着两条烟送去了。两小时之后，小伙计又提着烟回来了，说他不收。王石摇头说，你啊赚钱不会，让你花钱也不会。于是他亲自骑了自行车，带了两条烟，找到这个货运主任家，敲开门。
王石自己说起来也觉得好笑：“我没有直接和他打过交道，敲开门就很不自然地把烟放到了桌子上。因为是第一次为了商业上获得某种额外的好处给对方送礼，还是很不自然的。那时候，1983年，我还是比较纯洁的。把烟放了之后，货运主任就笑着对我说了，说你是不是要车皮的。我不好说是，也不好说不是，因为太突兀——你明明是，你就说是，这显得有点像做交易；你说你不是，那你来干吗。他一看我，就说：‘这两条烟你拿回去。你想要车皮，你第二天来，或者叫你的小伙计来，我就给你办了。刚才那个小伙计说了，不就想要个车皮嘛。’听他这样快人快语，我反而有点弄不清楚了，是不是嫌两条烟少，于是就不肯走。对方继续乐呵呵地说：‘你是因为想要车皮找到我这个货运主任，你知不知道，我早就注意到你了。’我心中一愣，他早就注意到我了？”
原来王石带着那些农民搬运工扛玉米引起了别人的注意。货运主任说：“我发现这个民工队伍里怎么有一个城市人模样的人，在跟着一块扛。我就觉得奇怪，我看你不像来劳改的，也不像干苦力的农民，因为你干活好像兴致特高，”货运主任就觉得王石这人很特别，“我觉得你这个人想干成事，就很想帮助你。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正好你找上门了。”王石听他这么一讲，就觉得这个逻辑是通的，就想他真的是想帮自己。第二天王石就去办手续拿车皮，结果很顺利就办成了。
这件事给王石一个启发，就是走正道也能做成事情。王石其后多年都在谈这个启示，说人当然可以采取这种寻租的方法，用行贿的方法来寻租，获得好处；但是同时你也要检讨一下，就是中国市场将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如果不是，你现在做的这一套可能现在（你这样做）还行得通，但是将来你要去适应正规的市场的话，就非常非常困难了。
1983年的深圳有两家海外投资的大饲料厂，年产量均在20万吨以上。玉米主要是从美国、泰国等地进口，也有部分中国北方玉米通过香港中转再进到深圳。饲料厂家也知道如果直接从内地组织货源就能降低进货成本，但苦于对内地人生地不熟，没有渠道，北方成千上万吨的玉米要运到深圳，就必须通过海运，如何解决北方港口到深圳港口的问题也就要变得很关键。王石能够看到这个生意机会，然后把握住，做法首先是联系刚开港的深圳赤湾港，解决了万吨船停靠问题，接着在广州海运局租到了万吨船，所以生意很顺利地做成了。到年底通过王石这个渠道转卖到两个饲料厂的玉米有三万多吨。到了第二年５月，其中一家饲料厂的采购部门负责人就兴冲冲地来找王石，大大咧咧地说：“你有一笔钱在我这里！”
这下子，即使是一贯精明的王石也感到很奇怪：“我怎么会有钱在你那儿？”对方解释说：“你提供了新的供货渠道，使饲料厂降低了成本，获得了新的生意机会，按行业惯例，回扣千分之五。之前担心你不接受，有误会，所以等生意全部做完之后，才谈这件事。一共二十几万港币，是存在香港，还是汇到哪里，你说句话就行了。”
王石当下表态不要。对方为难了，说：“这笔钱公司已经打入成本、做了账，你不要，公司就有偷税的嫌疑。”对方的充足理由使人没法拒绝，于是王石想了个变通办法，建议给他的上级主管公司特区发展公司买两部车。对方仍面带难色，说：“钱是给你的，跟公司没什么关系，公司该赚的已经赚了。再说给我供货的还有五六家公司，他们知道了，都要求我送车，我送不送？”王石反问：“你不是说这钱是我的吗？那我说就这么办了。”结果对方买了两辆面包车，还有余钱又捎带了两辆摩托车，送给特区发展公司。很多年之后，特发公司都还不知道这些车是为什么送的。
万科：不赚女人钱，不赚死人钱！
王石着重回忆的是当时创业的悖论环境。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家公司传奇式的成长。
王石1983年从广州到深圳，1984年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后，做过很多种业务，刚开始是做家用电器仪器，以进口日本产品为主，像索尼、松下、JVC这些。当然其他业务也做得很热闹，像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K金手饰厂。“这样说吧，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了。”王石很多年后回忆的时候打趣地说。
当时王石就有一句名言，说过很多次，当然现在已经不说了，也没有必要说了，就是“万科一不赚女人的钱，二不赚死人的钱”。女人的钱不赚，万科就绝不会涉足色情娱乐行业，而80年代歌舞厅一直是深圳最赚钱的行业。死人的钱不赚，万科就决不会把手里的地皮用来做墓地。当然，当时要说服手下员工执行这样的政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王石做到了。
“万科创建于上世纪的1984年，当时公司的全称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开始创业的道路。办公地点为罗湖区建设路南口一座多层建筑的整个二层。顶层竖立着硕大无比的红蓝绿公司标志和公司名称的霓虹灯，到了夜晚，彩色的霓虹灯在程序的控制下跳跃着，流光溢彩。整个建筑物坐东朝西，面对着高架铁路，凡夜间进出特区的火车乘客都会被万科的霓虹灯招牌所吸引。”这是王石多年之后颇为抒情地回忆创业之初的感觉。
这一家名字冗长的贸易公司是深圳特区发展有限公司企业集团的下属，是非常典型的靠进出口贸易起家的深圳公司。在二楼的公司总部就像是个卖场，陈列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员工大约40人。顾名思义，公司应该是做教学器材的，但从展场的商品来看，除了影视商品可以称得上教学器材之外，万科经营的内容同公司的名称并不相符合。因此当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采购部门慕名专程到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采购教学器材时，公司经理王石才意识到公司名称原来不是那么合适，他也立刻意识到这可不行，得名正言顺。没有多长时间，公司名称改为深圳现代企业公司，看得出来王石追求缔造现代企业制度的雄心。
由于生意越来越好，业务一再扩展，1986年还没有改名为万科的这家公司继续发展，在保留建设路展场的同时，把总部搬迁到高架铁路对面的和平路50号，离今天的广深铁路公司总部也就50米，离罗湖口岸不到1公里，算是占尽地利。这个新的办公楼是由一栋九龙海关三层单身宿舍改建而成，简洁的几何外形用镜面玻璃包装，按王石的说法就是“显得现代、简约，富有时代气息，尤其镜面玻璃上映衬着的蓝天上的白色云朵缓缓移动时，你会感到这座建筑物在行走”。此时，万科的决策者正做着“贸易王国”的美梦。
因为当时是在80年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中，赢利空间比较大，可选择机会比较多，所以基本上是做什么赚什么。因此那时王石在深圳有个外号叫金手指，意思是他指什么做什么就赚钱。但是当时王石自己可不敢这样想，“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要赚钱并不是很难，但并不等于你万科有核心竞争力。”
不过，知易行难。王石第一次营造万科核心竞争力的努力没有成功。
万科创业的头几年，深圳正好处于大进大出的阶段，当时深圳的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种畸形发展的态势。比如说当时倒卖钢材、水泥非常赚钱，很多人就是靠倒这个起的家。以万科当时的实力和精力也完全可以做，但是王石不做。他宁肯去做手表、首饰、服装，这些也许没那么赚钱，但是他觉得至少要高雅一些。王石骨子里的这个东西，决定了他的第一个合资公司，也就是1986年成立的国际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走的就是文化产业的路子。这家公司做的是展览、装饰方面的业务。这个后来和外国著名的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合作的合资公司，一开始做了二十几个展览，包括山西石窟展、摄影展等艺术类的展览，当然也包括一些经济类的展览，虽然不是很叫座，但是很叫好。发展到后来，公司开拓了广告业务，深圳的很多名牌，包括金威啤酒、阿波罗、特美思的品牌设计等都是由它包装出来的。国企公司再后来发展出模特队、影视公司，还有境外发行的期刊和彩视印刷，总之是有声有色，很替王石和万科长脸。
王石掌舵改变方向
80年代万科做电器生意的时候，利润是100%－200%，大家当然做得非常开心了。然而随着很多公司的跟进，自然供大于求，只能降价，结果暴利变成了平均利润，变成了平均以下，变成了亏损。一个做200%利润的队伍，面对2%利润率的市场，不亏才怪。据内部统计，从1984年到1992年，万科做贸易的盈亏相抵，结果竟然是赤字。钱不但最后都让市场拿回去了，还附带利息。所以王石说，市场是非常公平的，怎么暴利获取的利润，最后市场还会让你掏回去。
在众多的行业当中，万科早在1988年就进入了房地产。万科在1992年做出决定，应该从众多的行业当中选择一个项目来进行重点经营，最后万科选择了房地产作为主业。
“这个企业做到十个亿的时候，你再往上做就非常困难。你会发现你的资源本身就不多，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实际上你本身就只有这么点儿资源，又被分到十几个行业当中去。绝对不能一味追求大规模，因为如果一味追求大规模又不能做到，再砍掉，规模不是反而越来越小了吗？”王石这方面的账算得很清楚。
“我们慢慢发现房地产市场在中国刚刚开始，市场非常大，而且能够维持比较长的增长时间。其次，市场很大，没有垄断，我们就选择了房地产。我们曾经选择做录像机，但是已经有九家国家定点的厂，每年进口的指标分给这九家，所以根本行不通。已经确定房地产后，万科开始做减法。因为资源集中了，虽然调整过程当中恰好是房地产非常不景气的时候，1992年、1993年因为宏观调控很多人不做房地产，但到了1998年房地产真正热起来的时候，万科情况很好。”
不过，王石回忆起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多种经营的经历之后，仍然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从来没有过分的乐观，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可以。他很谨慎地说：“房地产本身的产品也是种类很多的，写字楼、住宅、商场、厂房，有很多品种，我们只做住宅。虽然我们做得很单一，但是正因为很简单，就产品选择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才做了15个城市，再投的话就很慎重。这是一个加法、一个减法，是不同的概念。”
公司规模不大的时候，王石还常常和新职员座谈。兴之所至，他还会拿出万科以前发展的图片给大家看，其中有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好像是1988年照的，当时王石留着一头同台湾爱情电影里男主角一样的长长的大分头，穿着很时髦的吊带裤，拿着教鞭作万科的对外推介，样子很可爱，感觉跟邻家大哥似的。
万科1984年成立时候的经营环境，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深圳又是特区，几乎没什么规范可言。万科在1984年到1987年的经营当中更多的不是遵守规范，而是打破原来的规范。
1988年，万科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先例可循，只有参照香港上市公司的做法，要求透明度，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下面有股东大会、管理班子。股份制改造方案是请香港顾问公司来做的。王石今天回忆道：“（这些变化）对公司来讲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是规范去做，万科规范去做就束缚了手脚。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规范，将来我们会被淘汰掉。我们现在规范，可能市场不规范，但我们宁肯被淘汰掉，也不能退出规范。这等于是你对将来下了赌注，你认为将来是规范的。如果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规范，一直不规范，那我们还是会被淘汰掉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越来越规范的。”
很多年后，企业战略研究者姜汝祥博士在拜访王石的时候，谈到这一段万科主动规范的历史时，他很感慨地说，王石这是在进行一个赌局，把万科的前途都押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否进入正轨这一个因素上。今天中国走向成熟，所以万科能够脱颖而出。如果中国陷入一些东南亚国家似的权钱交易黑金政治，可能万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关于地产作为主营行业的确定，和万科其他一系列重要战略决策一样，有着完整的会议记录档案。
王石强调，他到深圳已经33岁了，他的生活阅历很丰富，也属于智商比较高的，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都非常清晰。“万科的战略调整都是记录在案的，我绝对不是说事后偶然成功了，去美化历史。因为还有以后，偶然的成功，对不断成长的企业来说是不够的，维持不下去的。”
除了战略眼光之外，王石清教徒式的自律也是万科整个企业充满活力和动力的根源之一。在很多年前，亚热带的深圳夏天，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当时从事摄录像设备买卖的王石参加一个和日本供应商合作搞的维修部开业仪式。据说中国的来宾全热晕了，站得东倒西歪，而那些西装革履的日本人即使一头大汗，也始终保持战斗队列。万科的自己人之中，只有王石和日本人有一比，一米七四高的他就那么站着，在火红火红的日头下，身体笔直，目光深邃……
（文：陆新之《王石往事：从搬运工到地产大亨》，《章回小说（下半月）》200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