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两会”上，“和谐广东”成为频频曝光的关键词。数据显示，2004年广东全省生产总值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提前一年完成“十五”计划的经济总量目标；由广东省委、省政府邀请建设部牵头组织编制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日前也已通过专家组论证；在珠三角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也在顺利推进，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经贸合作洽谈会的成功举办，为“9＋2”区域合作搭建了两个重要平台。这一切都是构建“和谐广东”的有利条件。


　　但是，“和谐广东”也并非没有障碍和不利条件。就在珠三角区域内部，中心城市广州与深圳的分工与定位不清便是长期的困惑，这种困惑今天已经直接影响到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后劲，影响到构建“和谐广东”，有必要重新审视。


　　广东经济叠加而不融合的“两层结构”


　　尽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珠三角中心城市现有的分工与定位主要还是由市场力量决定。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广东形成了独特的两层区域经济结构——在广东范围内分布着一层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内源型经济；而在其上又覆盖着一层以香港为物流中心、以珠三角地区为边界的外源型经济。由于这两层经济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互不交融，最终形成在空间上集聚但在运行中独立的区域经济体，犹如两块木板垒在一起，叠加而不融合。


　　在“两层结构”中，香港无疑是广东的外源型经济中心，包括广东外源型经济所需的国际航运、物流、金融与保险等高端服务，主要由香港提供。深圳毗邻香港，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与试验田，是周边地区通向香港与国际市场的“通道”，却无法成为外源型经济的中心。而近期内，广州同样不具备成为外源型经济中心的条件。与外源型经济比较，广东的内源型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有关数据显示，广东的内源型经济不仅比重小，而且发展水平也不高，大约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相当。广东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城市来支撑与服务内源型经济，从目前广东经济格局看，广州最有条件成为这样的中心城市，但水平较低的内源型经济目前尚难以支撑人口近千万的广州快速发展。


　　应当指出，广东经济的“两层结构”并不是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均衡状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欠发达地区一种初级经济形态的外源型经济，具有多变性与不稳定性。因此，和谐发展不仅需要广东进一步加大发展内源型经济的力度，同时还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好“外源内用”与“内源外用”的文章。广州与深圳城市定位的困惑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就广州、深圳谈论广州、深圳的定位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通过构建“和谐广东”，将广州、深圳放到“和谐广东”的全局中来定位，困惑才能真正获得澄清。


　　“外源内用”是广州的发展机遇


　　以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资源为基础，以较发达的省内运输与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前提，这是广东吸引众多外源型企业落户的比较明显的优势，但不是我们发展外源型经济的终极目标。“外源内用”是继续保持与发挥广东外源型经济整体优势的重要举措。


　　所谓“外源内用”，指的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导外源型企业重心内移，变“无根企业”为“扎根企业”，借助外源型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提升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与综合竞争力。


　　广州本田就是广东“外源内用”比较成功的典范，广州本田借助广州这座中心城市已有的市场优势，初步实现了进军中国国内市场的目标。但是，广州本田作为“外源内用”的典范，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在用市场换取技术的博弈中，中方出让了市场，但外方却很少有技术溢出。


　　科技全球化是继经济全球化之后，我们必须面对的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而跨国公司正是科技全球化的主体，在技术持有方(外国跨国公司)认为，技术跨国转移比垄断性在本国使用更有利可图时，科技全球化才会发生。因此，我们能否抓住眼下科技全球化的机遇，除了跨国公司自身战略的影响外，更多将取决于技术引进方(中国企业)是否有较高的学习与合作能力、较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政府是否有较强的调控与管理能力——这也是日本汽车产业选择集聚广州而不是深圳的首要条件。


　　广州不满足于仅作为广东内源型经济中心城市是可以理解的，广州想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也没有错，问题在于广州的招商引资为什么会呈现游击状态？在与本田的合作中为什么无法很好实现用市场换技术的目标？说到底还是广州的企业目前还缺乏较强的学习与合作能力，缺乏产业配套能力，缺乏较高水平的内源型经济，缺乏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


　　在“外源内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广州有责任做大做强内源型经济，有责任加快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并为广东做出表率。广州应当立足于内源型经济发展，立足于自主创新能力培育，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外源型经济以实现阶段性的快速增长。


　　在近期内，广州可能更多的是以广东“外源内用”的中心城市的面貌出现，这是“和谐广东”战略对广州这座中心城市的现实要求。但是，广州作为广东内源型经济中心城市的定位不能变，这是广东人民的期望，也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广州发展外源型经济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广东内源型经济的发展。


　　“内源外用”是深圳的必然定位


　　在广东内源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总量不大时，“内源外用”的问题显得并不突出，但并非不重要。与外向型经济不同，“内源外用”不仅强调内源型企业要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而且强调企业必须自主进入，而不是借助他人力量获得国际市场订单。


　　深圳的华为集团是广东“内源外用”的楷模，华为集团依靠自主知识产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获得了竞争同行的认可实属不易。深圳的内源型经济比重不大，但华为集团出现在深圳并非偶然，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窗口，深圳已经沉淀与积累了丰富的资金、人才等资源，这些资源的积淀需要强大的市场力量来组织与整合，方能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目前，深圳最为缺乏的就是这种来自市场而不是政府的力量。


　　作为中心城市，深圳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随着深圳长期依赖的政策优势的消失而逐步增强，由此产生的“抛弃论”阴云一直弥漫在深圳人心头久久无法挥去。


　　其实，深圳并没有被谁抛弃，温家宝总理最近对深圳的旋风式视察说明，中央对深圳始终“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如果说抛弃，只能说深圳正在被市场所抛弃，在人为的政策优势逐渐消失后，深圳人没能意识到失去的并不仅仅是政策优势，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长期的政策优势让深圳人逐渐失去了当年创业时的那份拼劲、那份激情、那份精神，而是习惯于等待，在等待与期望中，深圳人失去了原来属于自己的市场，失去了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市场扩张与竞争能力。


　　将深圳定位于国际化城市是“和谐广东”战略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在深圳的营商成本逐年提高，参与国内市场价格竞争的能力不断退化时，率先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就成为深圳最优的选择。


　　衡量一个中心城市是否国际化，主要不是看这个城市有多少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也不是看这个城市有多少路牌已用英文标示。国际化首先是看这个城市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看这个城市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香港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国际大都市”，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香港人手头上拥有可观的国际市场订单。


　　华为集团依靠自身力量走向国际市场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表明，深圳完全有能力成为国际化城市，成为珠三角、广东甚至整个华南地区接轨国际市场的窗口，深圳“内源外用”的中心城市地位，是包括香港在内的其它中心城市所无法取代的。


　　近期深圳市委提出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的战略目标，表明深圳已经按照中央要求率先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对于深圳来说，实现转变的关键是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创新是有风险的，深圳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市场来承接与分散创新的风险。“深圳速度”曾经风靡全国，然而，从“高速度”向“高效益”转变，最终要取决于深圳在国际市场上的拼杀，取决于能否培育出更多像华为集团这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


　　融入珠三角是香港的惟一选择


　　研究广州与深圳的城市定位，必须同时研究香港，研究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香港依然是珠三角甚至整个广东的外源型经济中心城市，换言之，广东的外源型经济越发达，对香港经济与社会发展就越有利——香港目前的四大支柱产业中，金融、物流、服务业均与广东的外源型经济有关。


　　但是，香港的决策者必须清楚地意识到，香港今天经济发展的艰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上个世纪香港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向内地转移造成的产业空洞化，是导致香港经济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但也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来自市场，来自内地全方位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市场新格局，来自香港对这种重大市场变化的不适应；因此，以积极的姿态融入珠三角、进而融入泛珠三角是香港的惟一选择。


　　香港发展第二产业的空间并不大，高企的人力资本与土地价格决定着香港继续工业化的艰难；相反，长期接轨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使香港拥有目前国内任何中心城市不具有的制度与文化优势；香港完全有可能继续成为跨国公司进军中国国内市场的桥头堡，大力发展香港的第三产业，特别是以生产性服务为主的高端第三产业，这应当是香港经济发展的立足之本。


　　但是，香港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一国两制”的政治优势，香港发展第三产业需要国内市场的支持，深圳“二线”门槛的降低对香港应当有所启示，谁远离市场、与市场隔离，谁就会被市场抛弃。


　　随着广东“外源内用”与“内源外用”步伐的加快，香港的地位与作用会面临进一步的挑战，香港应当未雨绸缪，以市场化而不是政治化的眼光，重新审视与内地的鱼水关系，进一步密切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的经济往来，真正成为大珠三角的经济中心城市。


　　据悉，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正在积极争取进入国家“十一五”总体规划，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以珠三角流域相关省市为合作主体，以“一国两制”为特色形成的跨地区合作。与其它区域合作类似的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基础还是区域分工。从现状来看，泛珠三角区域内的这种分工水平并不高，这也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今天的困难所在。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这在技术条件一定时是正确的判断，但在市场容量一定时，分工更多地取决于技术发展水平，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能否持久，能否实现多赢，关键在于泛珠三角的技术创新能力能否再上一个台阶。在这一点上，包括香港、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