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两代人的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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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同年考上了研究生。比起现在来，那时候的研究生真是太少了：全校仅有两人。 1968年9月，我们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吉林省敦化林业局，那里地处长白山区。报到那天，林业局主管人事工作的领导对我说：“我们这里以前还没来过研究生，根据你学的专业，对口单位就是设计队。你有意见吗？”我说：“没意见，到哪儿都行！”就这样，我在设计队一干就是六年。所谓设计队，也叫森调队，主要负责林区公路和森林铁路线路设计，以及伐区调查等工作。每年大约八个月在野外工作，而且大多是没人烟、不通火车、汽车的深山老林。每次搬“家”，都是拖拉机把我们连人带行李送到目的地，在小河边找一块平地，搭帐篷、垒锅灶，风餐露宿。每天早晨起来，吃过早饭后就上山，直到傍晚才回来。到了冬天，小河结了冰，要先在冰上凿开窟窿，才能打水做饭；上山时有的地方积雪有一米深，穿着棉衣棉裤，根本抬不起腿，只能趟着走，走过之后，每个人身后都是两条沟。．．．．．．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没有人叫苦叫累。那时候我们的信念就是听党的话，发扬“螺丝钉”精神。当时粮食定量，而且大部分是高粱米、玉米面等粗粮。设计队员算是照顾，每月有12斤细粮，主要用于中午带干粮。我们的工资是：大学毕业生每月56元，中专生36元，而且享受全局最高的补贴：上山一天补助九角钱！艰苦的环境不仅磨练了我们的意志、还学到了不少野外生存的本领，而且也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经过几年的锻炼，只要一看树皮，就能准确辨别树种了。
后来，通过组织调动，我又到了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开始教书育人的工作，一干就到了退休。回想几十年的工作，我们这代人似乎很少去想自己该干什么，想干什么，更多的时候还是在“一切听从党安排”的思想指导下尽心尽力地做着组织安排的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工作环境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个人有了更多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但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在岗位上发挥自己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应该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对现在年轻人随随便便地跳槽换工作，我有时看不惯，但也还是能理解，毕竟，时代不同了。
儿子（报社记者、编辑）
我是1994年的大学毕业生，毕业时经双向选择去了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的业务部门工作（那时国家刚刚取消了统一分配）一年以后，被调至下属企业从事业务管理工作。两年后，正值IT业兴起之时，我跳槽去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先做销售，后做市场。进入到IT圈以后，跳槽仿佛已是家常便饭。在接下来的两年的时间内，我的跳槽次数已达6、7次之多，最短的从业时间只有两个月。99年年底，感觉由于文科背景的限制，在IT行业内的上升空间有限，我又萌生去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跳槽去了一家媒体，先做记者，后当编辑，直至今天。
回顾十年来的职场生涯，我先后从事过三个行业，国有、合资、外资、私企都干过，也从事过多种工作岗位。有同学说我职场经历丰富、社会成熟度高；但也有人认为，我的跳槽次数过于频繁，每个行业都浅尝辄止，并不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我个人感觉，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与我父亲相似的是，我们谁也无法脱离时代的背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