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成功企业家的必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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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刮起“史学风”
“鉴于往事，以资治道”。成君忆的《水煮三国》一经问世，即受到热烈追捧，目前已经重印23次，销量超过80万册；《曾国藩》、《胡雪岩》等从历史衍化管理的书也热销一时，成为众多企业管理者书架案头的必备藏书；TCL的李东生、联想的柳传志一手学韦尔奇，一手学曾国藩；恒基兆业集团主席李兆基旧学新用，将儒学的“止、定、静、安、虑、得”六意成功地用于商战中；海尔CEO张瑞敏和成都恩威集团董事长薛永新以“道”、“无为”思想指导企业的管理。长虹前CEO倪润峰先生“早年学三国演义，后来学红楼梦”，认为“宁荣二府的管理有问题，长虹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从历史中学习管理的精华已经成为了当代企业管理者的自觉行为。
中关村的兴衰说明什么
为什么中关村早期部分企业会覆灭？为什么一些企业在规模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卡了壳？
北大历史系教授吴宗国说：“为什么中关村早期部分企业会覆灭？该转型不转型，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结果丧失了自己。中关村还有很多小企业，中间经过一次转型两次转型，后来转型的次数越多就越糊涂了，因为未能够把握住机遇，而适时转型对他们来说太难了。历史有若干转型的时期，转型时期有很多新的东西，有很多萌芽性东西，就是它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如果你不能敏锐地感觉到新情况的出现，及时抓住事情的本质，你就会迷失方向。对于想把企业做大做强的高级管理者来说，看清这个时代需要什么，从而认清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把握自己心中的方向，这就需要养成一种历史感和战略眼光。”
北大光华学员、新群力机械有限公司的叶先生说：“历史上成功的领导者，无一不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士，企业成功与否、做大做小，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高层管理者的见识。回顾我们公司的发展历程，从贸易代理到自主研发产品的战略转移过程中，刚开始的投入看不到效益，市场不成熟，企业亏损，有人看不到前景黯然离去，有人产生过动摇，但正是由于高层管理层者有着长远的战略眼光，公司才挺了过来并成长壮大；而那些患了‘小企业病’的贸易代理公司，由于没有及时完成转型，现在已经悄无声息了。”
“洋药方”水土不服
随着日渐紧迫的全球化进程，中国企业产生了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的迫切要求，迫切需要汲取更广泛的知识。松下幸之助、李嘉诚、杰克·韦尔奇等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家，在这个特定的阶段成为中国商界的精神教父和管理楷模；托弗勒、德鲁克、尼葛洛庞蒂等一批世界级管理学家，同样在这个时段拓展了中国商界的思维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唯西方马首是瞻，完全西化的管理模式并不能解决中国企业发展的特殊问题。国有企业吃洋药方致死的现象比比皆是。麦肯锡有“南桔北枳”之叹，联通、实达、乐百氏、王府井百货、康佳等企业的“麦肯锡路线”走得并不成功。学GE受困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比如德隆集团的唐氏兄弟、托普的宋如华、三九集团的赵新先都是如此。在2004北京韦尔奇与中国CEO的高端对话中，“韦师傅”就耸耸肩，对TCL的李东生先生说：“TCL的问题我解决不了。”
北大光华吕峰副教授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包治”国内企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比如在进行企业人员管理以及企业文化管理等情况下，拿着西方的管理体系硬套就会显得有些不适宜。
“从历史看管理”应运而生
这一切都促使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寻找外援的同时，不忘内省，从中国历代领导者的成功与失败中去领悟经营管理之道。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适时推出了“从历史看管理”高端课程，课程选择了思想、制度、领导人三个层面，通过阐述历史向现代人展示企业组织构架、企业经营、领导艺术的传承之道。那么，一个企业家从历史的学习中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什么？北大历史系的吴宗国教授认为，对于高级管理者来说，能够养成一种历史感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历史地从发展的角度，全面的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敏锐的感觉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抓住事情的本质和关键，并且分析发展的趋向。只有把握了历史的观察、分析问题的思维模式，在决策、用人的时候才会立于不败之地。王天有教授说，“我们提供给企业家的，是一种历史的思考，一个系统的视野，一些自我发展的潜质”。
这一课程的潜在学习人群有多少呢？北京数字华夏产业发展研究院分析，本世纪初的10年至20年，将是中国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时期，预计到2005年中国将有13%的城市家庭步入中产阶层，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5%。按中国目前的人口规模增长速度来看，相应的中产阶层人数届时将达到7300万人和17000万人。从2010年到2050年，中国25－64岁的劳动人口人均教育年限将超过13年，人文发展指数达到0.90以上（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文发展指数为0.93左右），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升级。这又为“历史－管理学”培训课程展示了广大的前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