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数十年，长三角众多开发区将担当地区经济重要支点的角色，但经济结构调整引发的大规模资本转移和重组，将使数以百计的长三角开发区格局重新洗牌。


　　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将全球化进程归为1.0、2.0、3.0三个版本，认为2000年之后全球化进入3.0时代。在风云变幻的2008 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蔓延，高速行驶30年的中国经济列车遭遇内忧外患，“强力引擎”长三角经济亦显露疲态。


　　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长三角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开发区也难脱其扰。压力和挑战之下，开发区从1.0向2.0升级已势在必行，刚出炉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恰好为升级提供了最佳“索引”。


　　可以预见，未来数十年，开发区将担当地区经济重要支点的角色，但经济结构调整引发的大规模资本转移和重组，将使数以百计的长三角开发区格局重新洗牌。


长三角资本变局


　　今年8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将长三角描述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统计显示，今年1-6月，江苏、浙江、上海GDP分别为14239.8亿、9889亿和6530.7亿元，合计30659.5亿元，占同期全国GDP的23.5%。


　　然而，光鲜的外衣下，“经济明星”长三角隐忧浮现——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合同外资、进出口等多项指标上，已显露出经济增速趋缓的态势。


　　2007年以来，长三角进入多事之秋。宏观调控、货币紧缩、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一齐压在原本利润菲薄的大量密集型企业身上；而在太平洋彼岸，华尔街的急促呼吸震颤全球，令投资者对未来心生恐惧。


　　“利空”效应在今年进一步显现。对宏观调控尤为敏感的民企大省浙江，不少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块状经济”滑坡。在最具经济活力的温州，20%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高峰时达3000多家的当地打火机企业，如今正常开业的不足百家；今年一季度，温州太阳镜出口均价仅0.7713美元/副；温州低压电器产业今年上半年毛利仅5%。更令人担忧的是，台州飞跃集团、义乌金乌集团等“明星企业”也相继曝出资金链断裂或老板“跑路”的消息，最后只得由政府出面“ 救市”。


　　江苏民企亦处境堪忧。该省银监局今年的1份报告总结了“3个30%”——约30%中小企业陷于停产或半停产；信贷资金供给缺口约30%；由于各种因素，企业新增成本约30%。而长三角“龙头”上海，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为多年罕见。


　　更多关于老板“跑路”或“破产”的消息在民间流传。“江南危矣？”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感叹，“谣言是惊恐的另一个翅膀，它从一个角度显示，市场和公众的‘信心指数’已濒临崩塌的边缘。”


　　另一堪忧的现象是，长年吸收外资占全国35%以上的长三角，今年吸纳外资的步伐明显放缓。江苏省工商局发布的《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情况与分析》显示，今年1-6月，沪苏浙共4119家外企退出市场，同比增长68.7%；三地新设外资企业4275户，同比减少1780户，降幅29.4%；三地的外资投资总额346.2亿美元，同比减少188.3亿美元，降幅达35.2%。


　　在引资乏力的状况下，长三角开发区也走到“十字路口”。“许多开发区正处于从‘引资’到‘选资’、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型期，资本的突然短缺将加剧转型阵痛，部分开发区或将重走‘饥不择食’的老路。”观察者认为，在经济低谷期，如何实施转型升级将决定开发区未来的命运。


开发区升级正当其时


　　从19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到1990年代招商引资的最重要平台，过去20多年来，各类开发区成为长三角区域产出最高、动力最强的“引擎”。但随着土地空间减小及产业结构调整，以要素聚集和数量扩张为特征的长三角开发区“第一次创业”面临瓶颈。


　　如果将长三角开发区“第一次创业”比作1.0版本，那么今年极有可能成为1.0向2.0升级的“分水岭”，其最佳“索引”无疑是国务院发布的《指导意见》。这份“新蓝图”的亮点之一，是明确将长三角产业定位于“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并提出努力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 ”。而在此之前，长三角强调“二三一产业”的发展序列、工业目标则是“全球制造业中心”。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已经没有优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指出，目前长三角产业升级已具备外部条件——低端产业生产成本明显上升，对加工贸易低附加值的产业已形成打压；与此同时，“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国家层面，政府将提供重要推动力。


　　事实上，由于土地资源匮乏及产业结构调整，长三角企业“迁徙潮”数年前已开始涌现。以苏南地区为例，截至去年底，该地区向苏北地区转移500万以上项目 2026个、总投资993.8亿元。与此同时，一批“明星开发区”率先实施“腾笼换鸟”，其“选资”策略是：对外，提高项目在投资额和环保等方面的准入门槛；对内，淘汰高能耗、低产出的企业，坚决收回闲置土地。


　　如今，随着成本进一步高企及《指导意见》出台，更多的长三角制造企业面临转移。“大概占30%-40%的长三角制造业企业需要转移。”浙江省委党校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陈自芳预计，《指导意见》将加快不符合产业规划的产业的转移步伐。


　　对安徽等“泛长三角”地区而言，长三角产业转移意味着机会。在今年10月举行的“安徽与长三角首届园区经济论坛”上，该省副省长文海英表示，今后将重点向苏浙沪三地宣传推介，推动安徽园区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与合作，更好地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


　　在长三角政府层面，促使开发区升级势在必行。今年8月末，江苏省副省长张卫国在全省开发区协会会议上表示，要推动产业转移，提升开发区整体水平，使开发区成为制造业、服务业引进载体。10月，浙江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指出，要积极整合提升各类开发区，大力引进对产业升级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大项目，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可以预见的趋势是，服务业将成开发区大力招揽的产业。之前一直“主攻”制造业的浙江已明确，将引导和支持服务业集聚发展，科学规划建设各类软件园、科技创业园、动漫和创意产业园、现代物流园和中央商务区，形成一批特色鲜明、主业突出、功能完善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异地联办”模式破题


　　值得一提的是，《指导意见》在“继续推进重大改革试验”一段中，有如下表述：“有序推动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尽管只有短短数语，但这一改革方向直指开发区的最大瓶颈——土地。


　　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研究员、上海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撰文认为，长三角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产业能级有差别，土地供给总量和需求结构也不同，发达城市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土地资源供给有限；而发展中城市和地区的土地资源充裕，环境容量大，“在区域内异地联合共办开发区，可以打破行政区划疆界，以项目为纽带，创新异地联合体制，为长三角加快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产业转移的空间布局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江苏早在2003年已试行开发区“异地联办”模式。2003年初，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市场运作、各得其实”原则，靖江市与江阴市决定共建园区，总规划 60平方公里。尔后，双方合资成立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首期注册资金1亿元，由江阴出资90%、靖江出资10%，前者负责经济事务、后者管理社会事务。短短数年，1个突破行政区划的经济利益联合体基本成型——截至今年9月，江阴-靖江工业园区累计签约项目36个、总投资近25亿美元，其中超亿美元项目8 个；园区累计各项投入近120亿元，其中基础设施23亿元。


　　此后，参照“江阴-靖江”模式，江苏将“飞地经济”在更大范围推广，苏州与宿迁、常州与盐城、无锡与徐州均计划共建开发区。跨省域的合作也在沪苏间“破冰”——今年初，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与江苏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共建外高桥（启东）产业园，合资公司注册资金3.2亿，上海、启东双方各持股60%和40%。


　　如今，《指导意见》为“异地联办”模式增添了新动力。江苏省有关专家表示，《指导意见》传达的信息，实际上是江苏经验的总结与肯定，反映了下一步长三角开发区合作与发展的趋势。已从中体味出商机的江苏盐城市发改委今年10月的调研报告指出，上海部分开发区已经饱和，必须将部分项目安置到外地开发区，认为盐城应“努力寻求合作，成为异地园区共建的先行者和示范者”。目前，该市接轨办正与上海市开发区协会共同开展盐沪开发区合作的专题调研。


　　“异地开发是有很意义的探索。”长三角区域研究专家、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教授说，“长三角一体化”的一项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推进产业转移，“异地联建开发区，可以通过地方政府间的妥协，降低产业转移的门槛，为两地带来双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