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给杭州人市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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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这个20年内奇迹般从渔村成长而来的大都市，堪称中国的一块创业热土。这里的大街上可以听到全中国的方言，东北的，湖南的，上海的，浙江的……每种乡音都被迅速融入这个城市愉快而忙碌的主旋律。
“其实细细想来，除了过去的三减两免税收优惠，深圳并没有给我们什么特别的扶植政策，只是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环境，供我们跌跌撞撞地前进。”在深圳的杭州老板李相文说。
葛雨生，原浙江中汇外贸公司业务员，1991年离杭抵深，开创一家外贸服装加工厂，经营多年，现常居深圳。
“我最大的感触，是深圳不靠关系办事，办事都靠市场。就拿我办理企业执照来说吧，打一个电话给中介公司，他们告诉我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准备好后上门来取。就这样，我支付300元费用给中介公司，他们两三天就办了证。在别的地方，我可能需要在政府部门认识十多年交情的老朋友，才有可能办得如此顺利。”
“我办了这么多年企业，几乎没有碰到政府部门卡拿要的现象，他们总是直截了当地说，你这里消防设施不完备，请再买两个灭火器。深圳干部说的话里很少绕弯子，需要喝酒吃饭、托人送礼才能买来的那种弯子，这里不大看得到。”
“有一次，工人向劳动局投诉我加班加点。外贸服装厂你也知道，一个订单来了不加班是根本完不成的。但是劳动监察大队的同志来后，没有简单地罚款了事，而是和我商量能不能给工人先多加点加班工资，今后再安排调休，我答应了。结果，一场劳资风波成了皆大欢喜。”
胡大苏，原杭州大关小学美术教师，1999年到深圳开办天之彩印刷有限公司，现公司拥有180多名员工，为《深圳晚报》、《南方农村报》、《金融早报》、《证券时报》等报刊的主要承印点之一，月印刷量超过500万份。
“在杭州当老师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开公司；直到来了深圳，我还是想像不出一个外地人怎么在这里开公司；然而，三年里我就从十几个人、3台破机器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连车间都不够用，准备买一幢7层的工业楼。”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三年中到我厂来过的干部不少，但是他们享受到的最好待遇是一杯热茶。”
“我也不是不想请他们吃饭，只是他们比我还忙，舍不得花吃饭的时间；我约一个副区长吃饭约了两年，他还没兑现。换了别的地方，有些干部就爱挑吃饭时间上门走访，有时还要主动‘要’饭吃。”“这可能就是深圳效率高的原因，政府干涉少，正应了一句广告词：投资快见效高。就拿盖楼来说，深圳30层的高楼，往往8个月就盖起来了。”
我想，一个把外地人当本地人看的政府，才可能会有这种效率；因为深圳700万人口，只有150万有户籍，其余的550万都是流动人口。而一旦机关干部习惯了把本地人当作外地人看待，人们创业的积极性自然被抹杀了。
陈勇，1993年离职来到深圳，当过出租车司机，现为一出租车行老板。
“我对深圳最大的感触，是深圳没有人会说杭州人爱说的一句话———大家马儿大家骑。有人看到红灯冲过去了，你冲不冲？不能冲，所有的路口都装着电子眼呢，一冲就是500块钱被罚了。”
“这就是规则。尽管全中国都要求司机开车的时候系上安全带，但是我看到真正严格执行的城市只有深圳。满大街都看不见交警，但是交警总能在你犯规的时候冷不防杀出来；在这里，政府就是规则的维护者，一个犯规要罚，几百个几千个犯规也要罚，没有侥幸的可能。”
李相文，原杭州某事业单位职工，1992年抵深创业，现为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总。
“当时我们一帮哥们有七八个，一起来深圳，但是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在这边，不少人呆了三四年就受不了苦回去了。几乎每个在深圳呆过的杭州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这里的压力太大了，远不如杭州安逸。”
“深圳公司招大学毕业生，每个人给600块底薪，加业绩的15％提成，来的人很多；然而我帮朋友回杭州开公司招人，给同样的价钱却没人愿意来，他们多数要求2000块或者3000块钱的工资，宁可不要提成。”
“在深圳，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干得好的人拿高薪，成功者受尊敬，60多岁的人很少在家闲着的，都是出来卖报纸做做小生意。失败者不是没有，曾经开宝马现在两条腿走路的人多的是，但是因为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大家失败或成功的机会均等，没有人出来抱怨。”（完）